“资本主义”一词，在使用它的各门学科里各指什么？

既然这门学科几乎不用这个词，学科内部还有谁在用？有一小批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留在了中心位置。把他们以最强形式重述一遍，就能看清一个经济学家真要拿起这个词时，这个词在做什么。

资本主义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推动并维持资本主义引擎运转的根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出来的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新市场的开辟，以及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公司的组织演进，展示的是同一个产业突变的过程（请允许我借用这个生物学词语）：它不断从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摧毁旧结构，不断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资本主义就由它构成，每一家资本主义企业都必须在它里面生存。教科书把竞争画成企业互相削价，那完全没有抓住要点：真正算数的竞争，是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新组织类型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是它们的根基和身家性命。正因如此，以静态效率为依据、赞成或反对资本主义的常规论证，大体上都不着边际。真正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如何管理既有的结构，而是它如何创造和摧毁这些结构。一个在每一个时点上都把自身可能性用尽的体系，长期看仍可能不如另一个在任何单个时点上都没有用尽的体系，因为把时间拉长，正是静态分析家惋惜的那些破坏之风抬高了它的绩效水平。

— 约瑟夫·熊彼特的论证，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依他自己的笔调重述。创造性破坏这条学脉，是经济学自己对这个词的动态系统式读法，见《经济思想史》第7章（熊彼特与创造性破坏）。

第二个留住这个词的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用它做了价格图表做不了的政治哲学工作。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也就是竞争性资本主义，同时也促进政治自由，因为它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从而让二者互相制衡。历史只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它显然不是充分条件。但一个把经济活动的控制权集中到握有政治权力的同一批人手里的社会，已经交出了对那种权力的主要制约。在弗里德曼那里，“资本主义”这个词承载着价格理论式的经济学从不提出的一个主张：市场是自由社会的前提。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启用这个词的过程，见《经济思想史》第10章（反革命），米塞斯与哈耶克这一支见第6章（奥地利学派传统）。

—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证，见《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

现代主流也有一个版本。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年）在“包容性制度”和“资本主义”之间几乎可以互换地来回滑动，这个词在那里重新出现，成了稳固产权加市场经济加广泛政治参与的同义语。经济学里的制度脉络，从凡勃伦一直走到阿西莫格鲁，见《经济思想史》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从凡勃伦到阿西莫格鲁）。

所以，留住这个词的这一小批人用它的方式很具体：把它当作一个大致等同于市场经济的名词，带上动态系统的弦外之音（熊彼特），或者带上政治哲学的赌注（弗里德曼），而从不把它当作自己正式工作的核心分析术语。有三个问题，这些用法一个也没碰。资本主义有没有不同的种类，这是第2阶段的问题。资本主义有没有开端和终点，这是第3阶段的问题。雇佣关系是不是它的定义性结构，这是第4阶段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中心行动者既不是市场也不是国家，而是企业。企业面对的协调问题，只能通过围绕它们的制度环境来解决：怎样筹集资本，怎样获得有技能的劳动力，怎样与劳方谈判，怎样与其他企业发生关系。在自由市场经济里，也就是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企业主要通过竞争性市场和保持距离的合约来协调，股权融资、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通用技能构成一套互补的配置。在协调市场经济里，也就是德国、日本、北欧国家，企业通过非市场关系来协调：以银行为基础、资本有耐心的融资，全行业层面的工资谈判，培养企业专用和行业专用技能的职业训练，以及密集的行业协会网络。两者是两个不同的均衡，各自产生自己的比较制度优势格局。自由型经济擅长激进创新，流动的劳动力和风险资本让企业能够快速重组。协调型经济擅长渐进创新，长期的雇佣视野和有耐心的资本让企业能够积累深厚而专门的能力。复数的“诸种资本主义”编码的正是这样一个分析主张：资本主义有若干种类，它们内部自洽，自我再生产，并且产生可证伪的预测，说明哪一种经济体在哪些方面做得好，而价格理论那个不加区分的单数“市场经济”作不出这样的预测。

— 彼得·霍尔与大卫·索斯凯斯的论证，见《资本主义的多样性》（2001年），依他们自己的笔调重述。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从这个纲领内部起步，随后越过了它，而他越过的方式本身就有诊断意义。他后来认为，一套比较静态的类型学把资本主义冻结成一组稳定的国别均衡，可资本主义身上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是它不肯停住。战后安排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体制，嵌在民主之中，靠增长融资，把冲突压下去，而它自1970年代起就在分阶段瓦解：先是通货膨胀，再是公共债务，然后是私人债务，如今则是没有哪个国别类型逃得掉的财政耗竭。要说出这一点，施特雷克必须引进一个类型学供不出来的框架：分期。诸种类型确实存在，但它们是一个移动序列内部的类型，而序列本身才是要害。一位资本主义多样性纲领的领军学者发现类型学框架承担不了他自己的问题，转而向历史社会学去取缺的那件分析工具，这件事告诉你比较政治经济学对这个词的用法在哪里走到尽头。

—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论证，见《购买时间》（2014年）与《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2016年）。

往下一层，在福利国家那里，还有一套平行的类型学在做同样的工作。福利资本主义有三个性质上不同的世界，区分它们的是去商品化的程度，也就是人们在不把自己的劳动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情况下，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生计。自由主义世界（美国、英国）把福利保持在补缺和家计调查的水平上，市场因此仍在施加纪律。保守合作主义世界（德国、奥地利、法国）把福利与就业身份绑定，保存既有的阶级和地位差别。社会民主主义世界（北欧国家）把慷慨的福利做成公民权利，打破市场对福利的支配。这里“资本主义”同样是承载类型学的那个名词：问题是你身处哪一种福利国家，以及那一种对市场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做了什么。

— 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的论证，见《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1990年）。

霍尔、索斯凯斯、施特雷克和埃斯平-安德森是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而那本教科书的范围是经济思想史。最接近的是制度主义这条邻脉，从凡勃伦一路到阿西莫格鲁，见《经济思想史》第15章。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文献在这里直接征引，因为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个词的领域，与经济学之间隔着一道学科边界。

再跟着布罗代尔走一段。下层，也就是他所说的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是古老的、近乎普遍的，而且大体是竞争性的：农民卖粮，工匠卖布，价格由供求之间看得见的拉扯定下来。在那一层，没有谁大到可以规定条件。上层才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在的地方，而它的定义性特征恰恰是竞争的反面。热那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大商人靠逃离市场价格而兴旺：垄断、独享的信息、在彼此看不见对方价格的地带之间做长途套利，以及与国家权力的亲近，这种亲近让他们能够为自己支配的那门生意写规则。按这种读法，资本主义就是市场被扭曲、以便利于那些大到足以扭曲它的人的地带。以布罗代尔的说法，经济学犯的范畴错误，是把透明而竞争的下层，也就是真正称得上市场的那一部分，管那个叫资本主义。而使资本主义成其为资本主义的，恰恰是上层那种积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竞争性价格理论看不见它。

—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论证，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1979年）。

在贸易地图上查看布罗代尔的“上层”，也就是垄断与金融所在的大西洋长途体系

卡尔·波兰尼走的是另一步。他论证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是嵌在社会之中的：生产和交换靠习俗、亲属、互惠和再分配运转，而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支配全部社会生活，这种想法在当时根本无法理解。十九世纪英国发生的事情，不是某种一直存在的倾向自然开花，而是一场暴烈而蓄意的制度革命，是要把整个社会围绕三样根本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东西的自我调节市场组织起来：土地、劳动和货币。他把它们叫作虚拟商品，因为把人、自然和购买力当成为市场生产的普通商品，就是让社会的实质从属于一部机器，而没有哪个社会经得起这条原则被彻底贯彻。于是社会没有让它贯彻。针对市场的脱嵌，一场反向运动自发地、从四面八方兴起：工厂法、工会、中央银行、关税，最终是福利国家，那是社会在自我保护。这场双重运动是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引擎。而1930年代的剧变，法西斯主义与新政同样如此，最好读作把一个已被放开的市场重新嵌回去的两种敌对尝试。按这种读法，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的异常，是社会被迫服务于市场的那段短暂而不稳定的插曲。把它向后投射到过去那些实体经济上，是对两者的双重误解。

— 卡尔·波兰尼的论证，见《大转型》（1944年）。他读作大转型的那场十九世纪商品化，是《经济史》第7章（工业革命）所讲的那段时期。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拒绝比较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那个问题。在深层意义上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大致自漫长的十六世纪起就已就位，唯一要紧的问题是你在它里面的位置。这个体系被组织成三层：中心集中了高工资、高技术、资本密集的生产。外围被锁定在低工资、强制或半强制的原材料和粮食生产上。半外围一面被中心剥削，一面又剥削外围，从而把整个结构撑住。这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单一分工，而它把不平等再生产出来，恰恰是它得以运转的机制本身：外围的贫困是中心富裕的条件。从这个位置看，让比较政治经济学全神贯注的自由型与协调型之别是真实的，但属于第二位，是已经富起来的国家之间、中心内部的差异。德国对美国，是画在中心内部的一条线。组织这个星球的那条线，跑在整个中心与它赖以建立的外围之间。那个世界体系在大西洋的形成，通过种植园奴隶制和殖民攫取，就是它的奠基之举。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论证，见《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构成他中心-外围结构的那个大西洋世界，是《经济史》第9章（大西洋世界：奴隶制、废奴及其之后）里的历史，更广的帝国体系在第10章（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经济）。

在贸易地图上查看沃勒斯坦读作构成性的中心-外围流动，也就是大西洋体系

乔万尼·阿里吉把布罗代尔的上层延伸成一种节律。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体系性积累周期的历史，每一个周期都以一个领头的国家与资本复合体为中心：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美国周期。每一个都以物质扩张开始，资本流入贸易和生产。每一个又都在竞争侵蚀利润之后转向金融，进入一段投机财富的美好年代，而这同时也是霸权者秋天将至、新的中心即将接手的信号。按这种读法，二十世纪晚期的金融化就是美国周期的收尾阶段，漫长的二十世纪正在结束，接下来是什么仍无定论。

— 乔万尼·阿里吉的论证，见《漫长的20世纪》（1994年）。

布罗代尔、波兰尼、沃勒斯坦和阿里吉属于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社会学，所以在一本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里没有他们的章节，这里直接征引原始文献。教科书最接近的地方是马克思，他是这些工作大多共享的先驱，见《经济思想史》第4章。2008年之后把波兰尼式和沃勒斯坦式框架重新拉回活跃经济学论辩的那次非主流复兴，在第17章（现代多元主义）。

使一个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不是它有市场（市场比资本主义早了几千年），也不是它有私有财产，封建领主的私有财产多得很。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是一种唯一的、有具体历史规定性的关系：绝大多数生产者已经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而占有这些生产资料的一个阶级买下这些劳动力，并让它们去劳动。整个分析的关节就在这里。工人得到的是他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再生产他所需的费用，让他活着、能劳动、并养育下一代工人。但劳动力一旦被买下，就可以被驱使生产出多于它自身价值的价值。工作日并不在工人生产出相当于自己工资的产品时停下来。它继续下去，而这一段延续，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者无偿地、不经交换地拿走。这不是一个更好的政策可以纠正的市场缺陷。这是这个体系完全按设计运转时正常而合法的运作：剥削是结构性的，内建在工资形式本身之中，又被这一形式掩盖，因为工资看上去像是对整个工作日的支付，而它只支付了其中一部分。比较政治经济学如此仔细编目的那些资本主义种类，从这里看去，不过是同一种未曾改变的阶级关系之上的法律制度外衣的种类。至于第1阶段那个价格体系框架，那种关于商品如何在明亮透明的流通领域里按其价值交换的分析，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它把这个体系的表面当成它的实质，只描述东西被买卖的市场，却小心翼翼地不迈进生产的隐秘处所，那处所门口挂着一块牌子，非公莫入，而利润的秘密正是在那里才终于被揭开。

— 卡尔·马克思的论证，见《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依他自己的笔调重述。

这个框架没有随马克思死去。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1944年），以及后来的哈贝马斯，把分析从工厂扩展到文化和意识，把文化工业和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读作这种关系在意识形态上自我再生产的手段。它也仍然是一个活的研究纲领：大卫·哈维用积累与剥夺来读新自由主义和城市形态，罗伯特·布伦纳把1970年代以来的长期低迷追溯到资本主义竞争本身，《新左派评论》圈子让结构性矛盾这一框架保持在场。而托马斯·皮凯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在《21世纪资本论》（2014年）里把资本回报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重新放回了分配论辩的中心。2008年之后这种笔调在经济学论辩中的复兴，见《经济思想史》第17章（现代多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在那本教科书的范围之外，这里直接征引。至于马克思哪些具体预测真的应验了这个更深的问题，贫困化、利润率下降、革命，是活的姊妹导读马克思有说对过什么吗的工作。这里的要点只是：阶级关系这一框架是若干学科透镜中的一种。

现在来到四种框架彼此碰撞、却没有人宣布自己在用哪一种的地方：2020年代的政治话语。四个声音，每一个都从自己那套学科混合出发，真诚地使用这个词。

伯尼·桑德斯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这是他竞选演说和2019年为民主社会主义辩护时的说法，其中做分析工作的是那个介词。你不会生活在一套价格机制之下。这个框架首先是批判理论式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使人从属的阶级结构，一个人被安置在其中。其次它是历史社会学式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做了分期。它命名了一个有特定结构的特定时代，并暗示这个时代有开端，也可能结束。这个框架完全没有唤起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那个哪一种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是经济学那个价格体系表现如何的问题。

克劳斯·施瓦布与世界经济论坛推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时，也就是2020年的达沃斯宣言和2021年的同名著作，这个词做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类型学工作，外面罩了一层公关。整个前提就是复数：资本主义有若干种，我们应当选一种更好的，选利益相关者那一种而不是股东那一种。往下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框架重新贴牌，再把制度差异的元素加回去，所以在批判理论的耳朵里，它读起来像是换掉形容词而不动阶级关系的一种办法。在修辞层面上，这个动作就是：唤起类型学，让结构原封不动。

当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声音，Oren Cass的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2018年），或者更宽泛的“把美国资本主义从全球主义者手里救回来”那种腔调，拿起这个词时，框架是混合的。它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式的类型学，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当成一种可以是对的种类、也可以是错的种类的国家制度配置。它又是历史社会学式的，因为它诊断当下这一配置正处在危机与衰落之中，外面还罩着一层关于经济究竟为了什么的文化保守主义。同一个名词，被调动起来论证某个国家变体已被掏空、必须重建，而经济学框架对国家制度种类漠不关心，根本没有词汇作出这个论证。

而当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大众声音，Patrick Bet-David、Joe Rogan、Jordan Peterson那种腔调，说“资本主义让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时，框架完全是经济学的。实质内容是价格体系、私有产权和市场协调，证据基础是1980年以来各国减贫的记录，外面那一层则是弗里德曼的政治哲学主张，即同一个体系是自由的保障。这是四个声音里框架最单纯的一个，而恰恰因为它只有一种框架，它听不见历史社会学那个问题，即这场增长出自哪个周期的哪个阶段。也听不见批判理论那个问题，即这些收益是怎么分配的。更听不见比较政治经济学那个问题，即究竟是哪些制度配置带来了它们。

“资本主义让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

起作用的框架是经济学：实质内容是市场经济加价格协调，证据是1980年以来各国的减贫记录。它做得好的地方：它接得上一批真实而庞大的经验文献，而那个头条事实，也就是数亿人脱离极端贫困、且集中在中国和印度，是真的。它漏掉的，是另外三种框架看得见的一切。历史社会学的问题：1980年之后这一段究竟是这个体系的耐久特征，还是某一个积累周期的某一个阶段。批判理论的问题：这些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代价由谁承担。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制度配置真的产生了这场增长，因为抽象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抬高中国人的收入，抬高它的是一套非常具体、非常不自由主义的中国制度组合。把这个主张在各种框架之间翻译一遍，并不能推翻它。这么做是给它定位：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它是真的，而一旦被当作全部故事，它立刻就是不完整的。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

起作用的框架是批判理论，底下垫着历史社会学。定义性的内容是雇佣劳动与私人占有这一关系，而那个介词之下承载着结构性从属的主张。隐含的分期，也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这种结构为特征的特定时代，是历史社会学那一层。它做得好的地方：它接得上一批真实的文献，讲的是阶级关系如何在富裕世界试过的每一种制度变体中持续存在。它漏掉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那个我们究竟生活在哪一种资本主义之下的问题，而这个框架抹平的差别，恰恰是一个瑞典人和一个美国人身上感受得到的差别。还漏掉经济学那个价格协调机制对身处其中的人实际表现如何的问题。同样的分辨动作，不同的学科配比。

“美国需要一种新的资本主义。”

起作用的框架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居次。破绽在于复数被当作一种选择来调动：种类是有的，而且可以选出一个新种类，霍尔与索斯凯斯那个名词被拿去做政治用途。次一层的分期，是那个隐含的主张：当下这一种已经走到头了。它做得好的地方：它接得上一批真实的文献，关于制度配置，以及施特雷克式的体制耗竭读法。它漏掉的：批判理论那个问题，即改变制度配置究竟会不会改变底下的阶级关系，也就是怀疑“新种类”只是重排了外衣。还漏掉经济学那个问题，即所提议的新配置在资源配置和福利上到底是什么性质。三个主张，三种学科配比，一个动作让每一个都变得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