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剩下什么？
边际主义本该在1870年代让斯密、李嘉图、穆勒和马克思退场，用一台处理配置与福利的、更严密的机器取代政治经济学。可到了2014年，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700页的书，书名叫《资本》，用19世纪的语汇框定不平等，主流媒体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那么究竟是哪一种？三个答案同时成立，而把它们分辨开来，就是全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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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写了一本真正出色的书……《21世纪资本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皮凯蒂改变了我们谈论经济的方式。关于财富与不平等，我们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说话了。”
— 保罗·克鲁格曼：“我们为何身处一个新镀金时代”，《纽约书评》，2014年5月
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最主流的思想刊物上写书评，把一本开篇就讲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书，当成这十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评论者反复抓住同一个说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这个说法本身是个谜。整整一个世纪，这门学科的专业化都是在离开政治经济学。那么，究竟是什么回来了，又有什么其实从未离开？
先把人物摆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指的是1776年到1867年间大致成形的一批著作，出自四个人之手，他们都认为经济学与政治、道德和历史分不开。亚当·斯密以《国富论》（1776年）创立了这门学科，又用《道德情操论》（1759年）为它奠基。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给了它第一台真正的理论发动机，也就是比较优势，还有国民收入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三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这个传统收尾，其中包含一个关于静止状态的奇特预言。而卡尔·马克思把整套分析工具推到了它最有野心的延伸处，也推到了它最直接的失败处。接着，在1871年到1874年之间，三个各自独立工作的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在边际效用之上重建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传统被宣告过时。
“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形状上就不适合一个是或否的答案，而多数公共争论都栽在硬要把它压成是或否上。答案分成三份。第一，被融入的持久洞见：一些具体的古典结论成了现代分析工具的固定部件，来路往往被抹掉，比较优势、作为报酬递增来源的分工、作为基准的李嘉图等价，都属此类。第二，后2008转向重新引进的提问框架：一些古典式的提问方式，曾被边际主义的断裂划到界外，又被21世纪的分配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问题拖了回来。第三，一条平行的非主流传统，它压根就没有停止运转古典的那套分析工具，斯拉法学派、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都在其中。
学脉图谱把古典时期的节点，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聚成一簇，与紧随其后的边际主义断裂相对照。要一次看清整个传统的分布，去经济思想史的学脉视图。承载这一时期的章节是第3章（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
为什么在2020年代问这个？四个人物各自都有一个活着的当代信号，而且2008年之后都变响了。斯密正处在一场安静的拾回之中，被重新读成一位制度思想家：像罗纳德·科斯在1976年主张的那样，也像阿马蒂亚·森几十年来一直主张的那样，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放在一起读，斯密就成了一位讲市场如何在道德与法律制度内部运转的理论家。
李嘉图是四人中风头最显的。皮凯蒂的$r > g$框架把功能性收入分配，也就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割，重新推回主流争论的中心，用的还是一个李嘉图派认得出来的说法。而在不声不响之处，斯拉法派的新李嘉图主义者六十年来一直让李嘉图的分配分析工具运转着，构成一条有学院资格的学术传统。
穆勒是最出人意料的一个。他1848年设想的“静止状态”，即一个不再扩大规模、把力气转向人之兴盛的经济，是当代去增长运动明摆着的祖先（杰森·希克尔的《少即是多》2020年、蒂姆·杰克逊的《无增长的繁荣》2009年）。穆勒正被当作一位政策先知来读，而主流经济学那边有分量不轻的反弹。
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今天真正在做事的学院马克思主义，是Anwar Shaikh的定量古典—马克思主义框架（《资本主义》，2016年）、G.A. Cohen与John Roemer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后者即便不在主流经济学内部，也在比较社会学里活着。这里要问的是这门学科现在正在做什么。
古典政治经济学存续下来的东西，比边际主义的断裂所暗示的要多。它以被融入的持久洞见存续，以后2008转向重新拾回的提问框架存续，也以一条不曾中断、一直运转着那套分析工具的平行非主流传统存续。接下来的四个阶段把这个分解落到实处：先是斯密，然后李嘉图，然后是站在传统终点上的穆勒与马克思，最后是那场边际主义断裂，它框定了失去了什么、又有什么回来了。
先从亚当·斯密开始。市面上流通着两个斯密，一个是自由至上主义的守护圣人，一个是道德与制度的理论家，而在严肃经济学里存续下来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两本书都写了的那一个。
最强形态的斯密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种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我们竭力考察自己的行为，就像我们设想任何其他公正的旁观者会考察它那样。”
—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一卷与第三卷，1759年
这是斯密另一本书的开篇，写在《国富论》之前十七年，此后从未被他撤回。这个被大众文化记成“看不见的手”的人，职业生涯是从这样一个主张起步的：人天生就装着同情的机能，而我们靠一个想象出来的公正旁观者来评判自己。把这一段和制针厂并排放着看，两个斯密就出来了。存续下来的那个斯密，是把两本书都写了的那一个。
斯密被引用最多的一个经济学想法是分工，也就是《国富论》第一篇里的制针厂：把一项工作拆成十八道专门工序，产出会成倍地超过同样这些工人各干各的所能达到的量。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段只被当作说明专业化的一个有趣例子来读。后来增长理论追了上来。这个想法在今天的落脚处是报酬递增，也就是内生增长的发动机：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会随着它自身活动的规模和积累起来的知识而上升。
在保罗·罗默1986年的表述里，总产出取决于知识存量$K$，其生产函数不具有索洛模型那种报酬递减：$Y = A\,K^{\alpha} L^{\beta}$，一旦把企业之间的知识外溢算进来，就有$\alpha + \beta > 1$。因为一家企业生产出来的知识会抬高所有企业的生产率，投资的社会回报高于私人回报，增长也就不必随着资本积累而放慢。斯密那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正是这一机制在语言上的祖先：市场更大，就撑得起更细的专业化。专业化提高生产率，生产率又把市场撑得更大。
斯密的主张是专业化会自我强化：市场更大，工作就能切得更细。切得更细，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就更高。多出来的产出又把市场做大。标准的增长模型假定的恰好相反，即不断堆资本，收益会稳稳地越来越小。罗默的动作，是把斯密那个自我强化的回路重新放进来，办法是把知识当成一种会外溢、又永远用不完的东西。增长不一定要慢慢熄火。
报酬递增型增长的正式落脚处是《经济学》第13章 §13.4（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把斯密读成制度论者的那条线，即市场是规则、企业和产权制度的造物，落在第18章 §18.2（诺思的框架）。
制度论的斯密。粗糙的读法从《国富论》第四篇里挑出几句话，把斯密变成一个“别管市场”的使徒。《道德情操论》用整整一本书确立：人的行为受同情和公正旁观者的评判支配，自利是在一张厚实的道德期待之网内部运作的。罗纳德·科斯在1976年的文章“亚当·斯密的人性观”里主张，流行的那个斯密是编造出来的，真实的斯密假定市场嵌在制度、法律和共有的道德之中。科斯自己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开创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现代研究：经济活动为什么把自己组织成企业，而不是现货市场。这条学脉经威廉姆森和诺思往下走，也在主流经济学内部不声不响地保住了制度论的斯密。阿马蒂亚·森用一辈子在坚持同一点。
作为增长理论家的斯密。另一个存续下来的斯密，是他关于分工的洞见成了今天经济学家思考长期增长的主干。罗默1986年的“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即便没有引用他，也认得出是斯密式的。保罗·克鲁格曼1979—1980年的新贸易理论同样如此，它在李嘉图式比较优势之外，给国家之间的贸易补上了第二个理由：利用更大的市场和产品多样性带来的报酬递增。从“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到现代的报酬递增增长与贸易理论，这条学脉一路没断，而且它自成一篇导读，把增长这个想法从古典的静止状态一路追到内生增长。
没有存续下来的部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是一件东西的“真实价格”是它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这个想法，被边际主义取代了，理由在第5阶段。它不是回答这门学科后来真正想问的那些配置问题的合适工具。而作为一揽子政策处方的“自然自由的制度”，即自由至上主义的斯密，是20世纪的构造物，做法是拿第四篇去对抗全部文本。斯密是一个讲“制度之内的市场”的理论家，站住脚的是这个读法。
“亚当·斯密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只要不受政府妨碍，就会把自利导向公共的善。”
— 评论版文章援引斯密的标准写法（卡托研究所／《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调子）
斯密是最早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吗？
评论版里的斯密是一位要政府让开的自由市场先知。写了两本书的那个斯密，是一位讲市场嵌在道德与法律制度之中的理论家。两者之间的落差，是第四篇的选择性摘录对上全部著作。
斯密在两个层面上存续，而它们正好对上我们三种形态里的前两种。制度论的斯密是这门学科一直在悄悄拾回的一种框架：把市场看成制度造物的科斯—威廉姆森—诺思传统，直接承自那个写了《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学脉见第15章 §15.3（作为桥梁的科斯）。增长理论家的斯密则是被融入的：分工变成了报酬递增，在内生增长和新贸易理论里起支撑作用，通常不提来路。自由至上主义的斯密，是这门学科真把两本书都读了之后拒绝掉的那个。这一切的学脉在第3章 §3.1（斯密与一门学科的创立），增长这条线则在姊妹导读经济为什么会增长？（从古典的静止状态到内生增长）里走得更深。
斯密立起了这座殿堂，李嘉图在里面写下了最深的一章。比较优势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个耐久的李嘉图。但还有第二个李嘉图，就是把收入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放到经济理论中心的那一个，而正是这个李嘉图的框架，在2014年轰然回来了。
最强形态的李嘉图
“确定支配这一分配[即土地的产品在社会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也就是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序言，1817年
在李嘉图看来，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分配，即国民产品如何在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开。边际革命后来把这个问题降格成要素价格理论的一个推论。然后皮凯蒂写了一本700页的书，把李嘉图的主要问题重新摆回中心，把书名叫作《资本》，主流媒体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他们究竟把哪一个李嘉图带回来了？
李嘉图给了经济学三样至今仍在用的东西，而它们的存续故事很不一样。比较优势（1817年）是本科生都会遇到的那一个：一个国家在机会成本最低的地方专业化，就能从贸易中获益，哪怕它做什么都比别人差。两个世纪里形式上没有改动过，它是每一章贸易理论的地基，也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和引力模型实证纲领的祖先。李嘉图等价是第二样：只要家庭是前瞻的，用举债而不是征税来给政府支出融资并无分别，因为家庭会为将来的税单储蓄。
罗伯特·巴罗1974年的形式化让这个基准变得精确。如果家庭寿命无限（或者靠遗赠与后代相连），而且资本市场完美，那么在政府支出路径给定的情况下，征税的时点无关紧要：今天减税$\Delta T < 0$，换来的是以后现值意义上的$\Delta T > 0$，终身可支配资源没有变化，消费因而不变，私人储蓄与赤字一比一地上升。纯减税的财政乘数塌缩到零。这个等价在经验上不成立，大约一半家庭受信贷约束或者赚多少花多少，但它作为基准存续了下来，现实中的乘数正是相对于它、被当作偏离量来度量的。
李嘉图等价说的是：如果政府今天给你减税，而你知道这不过意味着以后要多交税，你就不会把这笔意外之财花掉，而是存起来应付将来的账单，于是什么都没变。现实中大约一半家庭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拿一份薪水过一份日子，减税就花掉了。所以这个等价作为对世界的描述是错的，但它是那个干净的参照点，告诉你受信贷约束的那一半把乘数推动了多少。
第三个李嘉图是分配的李嘉图，也就是引言所说的主要问题，收入的三分。李嘉图等价的形式化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第16章 §16.4（李嘉图等价）。分配问题里劳动份额的那一面在第21章 §21.8（劳动份额）。比较优势的现代后裔则贯穿开放经济那一章。
比较优势：被融入，未经改动。这是整篇导读里最干净的一例。李嘉图1817年证明，即便一个国家在每样东西上都更有效率，两国仍都能从贸易中获益，这是一条数学定理，它经受住了每一次推广：多种商品、多个国家、不同的要素禀赋。以“李嘉图”开头、以“引力方程”结尾的那一章教科书贸易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长的一条不曾中断的学脉。今天没人再叫它古典政治经济学了，它就是贸易理论。被融入的存续就长这个样子：完全吸收，铭牌摘掉。
李嘉图等价：作为基准被融入。李嘉图提出过这个想法，又自己怀疑它。巴罗1974年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把它变成了现代的参照情形。存续下来的不是那个经验主张，那个主张失败了，因为有一半家庭没法靠储蓄把消费平滑到未来的税负上去。存续下来的是那个基准。现实中每一个财政乘数的估计，都是隐含地作为对李嘉图等价的偏离被度量出来的。完整的分析工具，包括把乘数救活的那一步信贷约束，在姊妹导读政府支出对经济有帮助吗？里展开。
分配：经皮凯蒂拾回的框架引进。李嘉图的主要问题，即产品如何在各阶级之间分开，被边际主义的要素价格理论挤了出去。后者从每种要素的边际产品推出它的份额，并把由此得到的分配当作配置的高效副产品。在皮凯蒂之前，主流经济学基本上已经不再把长期的资本—劳动分割当作一个分配问题来问。皮凯蒂2014年的数据，两个世纪的财富集中，以及$r > g$这条规律性，做了教科书判定为界外的事。而他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框架，认得出是李嘉图式的：资本所有者和工资取得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各有各的收入动力学。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制度主义在政治经济学这一侧做了同样的拾回。长期看什么决定收入的功能性分配，这个问题正是边际主义理论悄悄搁置的那个古典问题，而后2008转向把它重新放回了牌桌。这场拾回的思想史版本在《经济思想史》第17章 §17.4（制度与不平等：经验转向）。
这里争议最大的一步。皮凯蒂的框架究竟是真的拾回了李嘉图传统，还是只给新数据披了一层旧词汇，这是一场活着的分歧。本页的立场是“认得出来的李嘉图式拾回”，但有一条保留：可争的是这次拾回有多强，而不是这条学脉存不存在。
斯拉法这条平行线。而在这一切底下，六十年来一直有一条从未停过的新李嘉图主义传统。皮耶罗·斯拉法1960年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把李嘉图的分配分析工具重建在严格的基础上。1950和19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琼·罗宾逊、斯拉法和Pasinetti对阵萨缪尔森与索洛，在技术要点上，也就是再转换和资本反转，赢得足够彻底，以至于萨缪尔森在1966年认了下来。主流承认了，然后拒绝重建。Garegnani、Pasinetti、Kurz和Schefold是活着的这一支。这就是第三种形态，一条让那套分析工具继续运转的平行非主流传统，它真实存在、有学院资格，而且很小。第5阶段会回到剑桥争论究竟确立了什么。
“皮凯蒂写了一本真正出色的书……是经济思考的一个分水岭。他提醒了我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即收入和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从来没有消失。”
— 转述自2014年《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反响（克鲁格曼《纽约书评》、米兰诺维奇《经济文献杂志》）
皮凯蒂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带回来了吗？
这本书的接受史把《21世纪资本论》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它确实把李嘉图的分配问题重新摆回了中心，但它没有复活劳动价值论，皮凯蒂本人也拒绝这套价值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回来了？
李嘉图是整个三形态裁断最干净的一例，因为三种形态都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著作里。比较优势是被融入的，未经改动，也不提名字。李嘉图等价被融入为那套分析工具用来度量偏离的基准。而分配的李嘉图，是后2008转向拾回的框架引进，附带一条关于皮凯蒂这次拾回有多强的保留。斯拉法派的新李嘉图主义者则是自始至终让那套分析工具运转着的平行非主流传统。学脉是第3章 §3.2（李嘉图：贸易、分配、地租）。从李嘉图经斯拉法到皮凯蒂、跨时代的完整分配学脉，是另一篇姊妹导读的题目。
李嘉图接过斯密的学科，给了它第一台真正的发动机。穆勒用一个奇特的预言为古典传统收尾，而这个预言正被一场壮大中的运动重新当真。马克思则把门整个卸了下来。两人一起夹住这个传统的末端：穆勒在自由主义改良这一边，马克思在体系批判那一边。
最强形态的穆勒与马克思
“我不能……像旧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表现的那样，对资本和财富的静止状态怀有毫不掩饰的厌恶……对人类本性来说最好的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没有人贫穷，没有人想要更富，也没有人因为别人奋力向前而有理由担心自己被推到后面去。”
—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六章，1848年
穆勒用一个价值判断为古典传统收尾：一个停止扩大规模的经济，也许是人类生活最好的状态。一个世纪里，这被读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怪癖。后来一场去增长运动把它当成了纲领。穆勒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端，自由主义改良的那一端。马克思是另一端，体系批判的那一端。这个阶段把两人一起放到最强的形态上，因为他们夹住了这个传统结束的地方。
两个人都被放在同一套现代分析工具面前接受衡量：那套取代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关于价值、福利和生产的边际主义讲法。穆勒的静止状态，要对着索洛的稳态来判断，即人均资本恒定、只随技术而增长的经济，也要对着那套定义什么叫“更好”的福利框架来判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则要对着要素按边际产品定价和两条福利定理来判断，而后者交出的是配置与效率方面的结论，劳动价值论本来就不是为生成这类结论造的。
用一句话摆出这个对照。劳动价值论把商品$i$的价值定为其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lambda_i$，并假定价格经过一次转形之后与价值相符。边际主义把均衡价格定为市场出清的$p_i$：在最优点上，对消费者有$p_i = \mathrm{MU}_i/\mathrm{MU}_{\text{num}}$，对生产者有$p_i = \mathrm{MC}_i$。第一福利定理随后证明竞争性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而这个结论在劳动价值论里没有对应物，因为劳动价值论回答的是“剩余从哪里来”，不是“这个配置好不好”。穆勒的静止状态，用索洛的话说，就是一个把增长率主动设为零、而投资机会依然敞开着的稳态。
劳动价值论和边际主义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马克思问的是，说到底，一件外套为什么换得到那么多亚麻布，他的答案是劳动。边际主义问的是一个更窄的问题：给定人们想要什么、企业能造什么，什么价格让市场出清，结果又是否有效率？答案是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福利定理是边际主义的回报：证明竞争会达到一个有效率的配置。劳动价值论证明不了这一点，因为它从来没打算证明。
边际主义的福利基准在《经济学》第11章 §11.6（第一福利定理）。它所依托的生产与成本基础在第5章 §5.4（生产函数）。
穆勒的静止状态，取其最强。静止状态是在物质需要被满足之后才到达的目的地。它是这样一种状态：经济不再追逐更大的规模，而把余下的能力转向穆勒所说的“生活的艺术”，即闲暇、文化，以及被无尽积累挤掉的道德与智识的培养。当代去增长运动，杰森·希克尔的《少即是多》（2020年）、蒂姆·杰克逊的《无增长的繁荣》（2009年），把穆勒读作自己的祖先，问的正是他那个问题：在一颗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的增长是不是一个经济该有的前提？这是一个严肃的道德与政治挑战，而应当以最强形式重述的是穆勒的版本，不是那个把去增长说成刻意制造贫困的稻草人。
作为边际主义先声的穆勒。断裂叙事往往藏起来的一层复杂：穆勒在古典传统内部就已经在向边际主义转向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画出了这门学科后来正式化的实证与规范之分，他对价值的处理也向效用倾斜，预示了1871年的革命。穆勒是那个过渡人物，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他这里交棒给后来成为边际主义的东西。这门学科在1870年之前已经向边际弯了几十年，而穆勒正是你可以看着它弯下去的地方。
作为传统终点的马克思。马克思接过从斯密和李嘉图继承来的古典劳动价值论，把它推到最有野心的延伸处：剩余价值、作为一种结构关系的剥削，以及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利润率下降。这是古典分析工具跑到最大射程的样子，也是它最直接的失败点：从劳动价值到均衡价格的转形合不拢（Bortkiewicz 1907、萨缪尔森1971），这就堵死了劳动价值论通往配置理论的路。存续下来的东西是真的，但经过了重建。阶级作为一个分析单位，融进了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的制度主义、异质主体宏观和皮凯蒂的财富数据。存续下来的学院马克思主义，Anwar Shaikh的定量工作、把剥削与劳动价值论彻底脱钩的Cohen与Roemer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作为一条平行传统延续着。马克思在这里只出场到古典存续这笔账需要的程度。完整的这个人物，五条主张逐条检验，在专门的姊妹导读马克思有说对过什么吗？里。
两人身上都没有存续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即资本主义会系统性地把实际工资压下去，在他所理论化的那个人群里被证伪了：从他去世到1970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涨了四到六倍，撑起这个数字的生活水平之争在《经济史》第7章（工业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农业外围地带，与预言相反。中央计划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生产技术，失败的幅度之大，今天没有严肃经济学家再为它辩护，记录在《经济史》第15章（共产主义经济）。历史记录也不接受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每一种生产方式必然让位于下一种。而穆勒的静止状态，作为对发达经济体近期轨迹的预测，并没有被主流增长理论采纳。它存续下来的身份，是一个活着的伦理与政治立场。
穆勒存续为道德与政治的先知，他的静止状态框架在当代去增长讨论中活着，这是一次框架引进，但主流增长理论并没有把它当作轨迹来采纳。他也存续为那个把干净的断裂故事弄复杂了的边际主义先声。马克思是分片存续的：阶级作为分析单位被融入（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异质主体宏观、皮凯蒂隐含的阶级核算）。存续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Shaikh、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是那条平行非主流传统。而后2008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则是分配转向带回来的框架引进。劳动价值论通往配置理论的那条路封死了，但分析马克思主义“不要劳动价值论也能谈剥削”的那一步，让马克思那条实质主张换了机器继续跑。学脉的锚点是第3章 §3.5（穆勒：古典的综合）、专门的马克思一章第4章 §4.6（马克思身上存续了什么，为什么），以及第17章 §17.4里现代马克思主义读法那一支。关于马克思作为个体人物的深度处理，在马克思有说对过什么吗？穆勒的静止状态这个节点，则在增长这条线里，见经济为什么会增长？
四个人物，四笔存续的账。但有一个问题贯穿在所有人底下：1870年代这门学科专业化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失去了什么？那笔损失是账本的另一半，把它说出来，三形态的裁断才站得住。
边际主义的断裂，以及裁断
“反复的思考和探究把我引向一个多少有些新鲜的看法：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人们常常发现劳动决定价值，但那只是间接的，它是通过增加供给来改变商品的效用程度。”
—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一章（“导论”）开篇，1871年
这就是断裂被宣告的时刻。杰文斯，以及同一批年头里维也纳的门格尔和洛桑的瓦尔拉斯，宣布古典劳动价值论从根上就是错的：价值来自边际上的效用。一代人之内，这门学科围绕约束下的最优化和市场出清重建了自己，“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经济学”。在清点存续了什么之前，先问一个对称的问题：这场断裂的代价是什么？
这里没有新模型，分析工具本身就是这场断裂。1871年到1874年之间，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各自独立地把边际效用确立为价值的基础。瓦尔拉斯建起第一个一般均衡体系，所有市场同时出清。马歇尔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让它可以教，帕累托把福利变成一条形式化的判准，冯·诺伊曼与摩根斯特恩（1944年）、阿罗与德布鲁（1954年）补齐了这套工具箱。边际主义者替换掉的是：古典的劳动耗费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捆在一起的政治的、动态的、总量的和阶级分配的种种框架。他们放上去的是：约束下的最优化、市场出清、要素按边际产品定价，以及作为这门学科“什么才算一个好论证”之语法的福利定理。断裂这一段的学脉章节是《经济思想史》第5章 §5.1（三场同时发生的革命：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
边际主义断裂，取其最强。边际主义者做出了古典分析工具做不到的真正的智识工作。他们造出了一套连贯统一的配置与福利理论，造出了让论证可以被核查的数学可处理性，还造出了福利定理，那是真正的定理，证明竞争性均衡是有效率的，而且任何有效率的配置都可以由竞争加再分配达到。劳动价值论生成不了这些结论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在配置和福利这两件事上用边际主义替换劳动价值论，是对的。
这门学科专业化时失去的东西。这场断裂的代价是四种框架，把它们说出来，存续这笔账才是对称的。政治与道德的框架：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国家和市场放在一起写，把分配是否正义看作分内之事。专业化把政治这一层划到了经济学本身之外。动态与总量的框架：斯密谈长期增长、李嘉图谈长期分配、穆勒谈静止状态、马克思谈资本主义的动力学，而断裂把学科的重心放到静态均衡上，把动态降格成一个子领域。阶级分配的框架：要素按边际产品定价和代表性消费者，取代了作为分析单位的阶级。以及劳动价值论本来要问的那个道德问题：要素所有权的分配是否正义，而不只是要素有没有拿到自己的边际产品，这是边际主义福利经济学有意搁置的问题。
来自内部的批评。边际主义分析工具的不完备性被这门学科内部指出来的最锋利时刻，是剑桥资本争论（1953—1966年）。琼·罗宾逊、皮耶罗·斯拉法和Luigi Pasinetti对阵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争的是“资本”能不能被加总成一个有明确边际产品的单一量。英国剑桥赢下了技术要点，萨缪尔森在他1966年那篇《经济学季刊》论文里认了下来，主流承认了这一点，却不肯围绕这个结论重建自己的生产函数。这是这门学科被从内部指出不完备、却选择照旧留着自己那套分析工具的最直白的一例，理由是可处理性。这场争论落在边际革命和反革命那两章里。后来的反革命为了把分配重新推到界外而牺牲了什么，编在第10章 §10.5（反革命牺牲了什么）。
三种形态的整合。（一）被融入的持久洞见：比较优势（李嘉图，未经改动）、作为规模经济的分工（斯密 → 罗默1986年）、作为基准的李嘉图等价（李嘉图 → 巴罗1974年）、生产中那个完好跨过了断裂的边际成本，以及制度论的斯密（科斯、威廉姆森、诺思）。这些是现代分析工具的固定部件，通常来路已被抹掉。（二）后2008转向带回来的框架引进：分配框架（李嘉图的三分，经皮凯蒂2014年拾回）、政治经济学（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能力那一批文献），以及劳动价值论所问的那个道德问题，它在Cohen和Roemer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里、在政治哲学里活着，虽然不在福利经济学里，同时附带一条关于皮凯蒂这次拾回有多强的保留。（三）让分析工具继续运转的平行非主流传统：斯拉法派新李嘉图主义（斯拉法1960年，Garegnani、Pasinetti）、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Shaikh 2016年，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沃勒斯坦1974年，在比较社会学里活着）。相对于主流，它很小，而如实记录它的存续，跟宣称它主导着这门学科不是一回事。把这些串起来的后2008吸收弧线，是第17章 §17.6（趋同还是碎片化？）的题目。
古典政治经济学存续下来的东西，比边际主义的断裂所暗示的要多，而这种存续有三种形态。损失是真实的，也点了名：政治与道德的框架、动态与总量的框架、阶级分配的框架，以及边际主义搁置的那个道德问题。拾回也是真实的，同样点了名：变成了分析工具本身的那些被融入的持久洞见、后2008转向拾回的框架引进，以及一条从未停下的平行非主流传统。这大致和布拉德·德隆的《蹒跚走向乌托邦》（2022年）落在同一处，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活的、起支撑作用的、被部分吸收的，只是这里把三形态的账目说明白了。
简短书单：把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放在一起读；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2014年）、Shaikh的《资本主义》（2016年）、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科斯的“亚当·斯密的人性观”（1976年），以及德隆的《蹒跚走向乌托邦》（2022年）。完整的马克思账目，由马克思有说对过什么吗？的书单承担。
没有别的地方把这四个人物和那场断裂放在一起讲。但其中每一块，都通向别处更深的处理：
目前的结论
我们的起点，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把2014年的一本书称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而这个说法并不显然说得通，因为这门学科花了一个世纪在专业化中离开政治经济学。五个阶段之后，这个说法有了精确的含义，而且是三重含义。斯密存续为制度理论家和增长理论家。李嘉图是三种存续形态出现在同一批著作里的最干净一例：比较优势被融入，李嘉图等价作为基准被融入，分配问题作为框架引进被拾回。穆勒存续为在去增长讨论中活着的静止状态先知，也存续为把断裂弄模糊的边际主义先声。马克思存续为一批重建过的碎片和一条平行的学院传统。而那场本该终结这一切的边际主义断裂，最后证明失去的和得到的一样多：政治的、动态的、阶级的和道德的种种框架，而它们在2008年之后的回归，正是“存续”一词一半的含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三种可以指认的形态存续下来，而值得拥有的那个答案，是能说出每一件存续之物属于哪一种形态的答案。下次有人告诉你斯密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皮凯蒂证明了马克思是对的，或者边际主义者把一切都解决了，你手上有这套分解，可以把三种说法都推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