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1776—1870年）

引言

1776年到1870年之间，一门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又耗尽了自己。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好理解为一项研究纲领，而不是一套学说。那些学说，劳动价值论、工资铁律、萨伊定律，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失败了。纲领本身，也就是把市场、价格、增长、分配、贸易和货币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比它们全都活得长。

3.1 斯密与一门学科的奠立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没有发明经济推理。经院学者、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这件事，读者若已经读过讲萨拉曼卡学派价格分析的第1章，或者讲斯密在回应什么的第2章（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休谟），就已经见过作为一项严肃活动的经济论证。斯密在1776年做的，是把零散的政策建言与体系建构合并成一项自觉的研究纲领，它有自己的主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有自己的方法，即一条从第一原理出发、由历史的和当时的观察提供证据的长篇结构性论证，还有自己的词汇。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后来的作者给斯密所创立，由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穆勒接续下去的这个传统起的名字。它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时刻。

论证从生产率开头。斯密在第一篇第一章举的制针工场例子，是一项带着具体数字的因果主张：十个工人各自独立完成全部工序，一天大概做出几枚针。同样这十个人，把一枚针的生产拆成十八道分立的工序分派下去，在斯密见过的那家小制针工场里做出的是四万八千枚上下。比例是千倍。斯密关于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差距的主张，就是分工，也就是把生产拆成专门化的任务。有三种机制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一任务上的熟练度会因集中的练习而提高，是任何通用技能都比不上的。工序之间来回转换所损耗的时间被消掉了。对一道狭窄工序的专注，会催生出那些小的发明和改进，也就是机器和工具，技能宽泛的工人没有那个视角能注意到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商业社会的人均产出远远高于自足社会，而制针工场就是斯密为此提供的经验证据。

从生产率这项主张出发，斯密把整个体系搭了起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家制针工场没法把十八道工序专门化，除非它的产品能卖给许多买主，而这需要道路、可通航的河流、货币化的交换、有保障的契约，以及一个保护这些东西的国家。所以专业化与商业社会分不开，商业社会又与一套特定的制度环境分不开。

那个把斯密写下的其余一切都盖住了的比喻，在《国富论》里只出现过一次，在第四篇第二章，出现在一句关于本国资本偏好本国的话里。把钱投在国内而不投在国外的商人，是为了自身的安稳这么做的，而在追求这份安稳的过程中，用斯密的话说，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促成一个并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目的，即国民的积累。标准的误读把这句话变成了为自私即美德所作的道德辩护。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用法里，是关于价格机制的一项结构性协调主张：在财产有保障、市场大体竞争的条件下，分散的自利行动被价格协调成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与一位仁慈的计划者会为资本的使用所作的安排相像。那只手就是价格体系。这个误读流传得太广，光是搬出《道德情操论》作背景并不能把它推翻。纠正必须直接做出来，因为这个比喻在通俗经济学里的后续生命，已经把它牢牢绑在了一个斯密并不持有的道德立场上。

分散的自利可以产生社会协调，这个直觉的根比欧洲传统更深。早在斯密之前约十八个世纪，汉代史家司马迁就在《货殖列传》（见其《史记》，约公元前91年）中写道，商人与农人各自求其所利，不待号令而各得其所，把社会所需的东西供了上来。他由此看到的是：价格听其自然，比一纸政令更能把生产协调好。

一门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为自私辩护的学科，会把斯密读成自利的道德家，把他的后继者读成同一谱系上的道德家。一门把它当作关于价格中介之协调的主张的学科，会把斯密读成分散资源配置的第一位系统理论家。两种解读把整个古典传统归入了不同的史学类别。第二种解读是对的。

斯密关于价格机制的实证主张，带着一个规范上的同伴。自然自由制度是斯密给看不见的手在其中运作的那套制度组合起的名字：有保障的产权、契约自由、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贸易自由，以及一个把自己限于国防、司法和少数公共工程的国家，那些公共工程的回报是任何私人投资者都无法内部化的。这就是斯密的政策纲领。他预期国家在试图把资本引向特定目的时会失败，也预期市场在界定清楚的一些情形下会失败，包括国防、司法、教育、垄断的管制、公共资源的管理。把自然自由制度读成一条自由至上主义的信条，就漏掉了它的肌理。它是斯密走完第四篇所罗列的各种替代方案之后得到的政策立场，并且以第五篇列出的那些制度前提为条件。

“亚当·斯密问题”有一个标准的框定，说的是这样一回事：《道德情操论》（1759）开篇就主张，人与人之间由同情联结在一起，同情就是进入他人感受的那种能力，而这种同情性的认同是道德判断的基础。《国富论》（1776）看上去则把自利当作社会合作的引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给我们端上晚餐，不是出于仁爱，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两本书似乎给出了互不相容的人类动机说明。这就是“亚当·斯密问题”，而它几乎整个是19世纪德国的构造。das Adam Smith-Problem 这个说法出自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界。把这一二分推得更尖锐的，是那些想要在伦理学的斯密与经济学的斯密之间造出反差的伦理学史家和政治经济学史家，而这个框定是事后套到并不支持它的文本上去的。合起来读，两本书是互补的。《道德情操论》的同情机制，正是那个教出道德判断的东西，而道德判断约束着《国富论》里的自利行动。《国富论》的自利引擎，则是在《道德情操论》所描述的那套制度与伦理环境里运转的。斯密从来没有认为屠夫的自利就是人类动机的全部，他认为那是在商业交易中起作用的那一部分，并且预期同情与公正的旁观者在伦理和政治的事务中起作用。这个框定之所以一直流传，是因为道德家斯密与经济学家斯密之间的反差让两本书都更好教，但历史上的斯密并不包含这个框定所需要的那个矛盾。

斯密确实做成，而且做得干净利落的一件事，是摧毁重商主义。《国富论》第四篇大体上就是一场针对重商主义制度的持续论证，那套学说认为国民财富在于金银存量，因而贸易差额是经济政策的中心对象，进口限制、出口补贴、殖民地垄断和外汇管制则是国家借以自富的政策杠杆。斯密逐条论证：财富是一国土地与劳动的年产品，不是它的货币存量；进口限制把资本错配到这个国家并不占比较位置的行业；那套精细的贸易管制机制，以国民积累为代价让特定的商人发财。马格努松的修正主义解读（《重商主义：一种经济语言的形成》，1994）记下了一处复杂情形：斯密所摧毁的那个“重商主义”，本身已经有一部分是稻草人。斯密所交手的英格兰小册子作者是一小群特定的写作者，而更广的欧洲官房学与国家经济思想传统，比斯密所承认的要精细。即便靶子被漫画化了，这一摧毁在思想上仍然是正确的：贸易差额学说、货币与财富的混同，以及支持保护性贸易限制的理由，确实都是混乱的，而斯密针对它们的论证，正是古典贸易理论据以建立的基础。（重商主义自己是怎么讲的，见第2章（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休谟）；生产世界的背景见工业革命一章；更广的欧洲背景见大分流一章。）斯密位于思想史时间线的古典时期群组中，《国富论》则作为一个著作节点出现。

斯密所反对的，是一套正在运转的体系。重金主义靠的是西班牙白银从波托西运到阿卡普尔科、再越过太平洋运往马尼拉，靠的是自备军队与堡垒的特许公司，也靠一套持照船队的垄断，把整个美洲贸易都取道塞维利亚，后来改道加的斯。经济史卷第5章叙述这套机器在1500年到1800年间实际是怎么运转的。

斯密创立的是一项研究纲领。他没有拿出一套完成的价值理论，没有把贸易形式化为定理，也没有造出一个可解的分配模型。他给了这门学科主题、方法和词汇，把分析工具留给下一代去造。那一代从李嘉图开始。

3.2 李嘉图：贸易、分配、地租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变得在分析上严格的那一刻。李嘉图做了斯密没有做的事：他拿出了定理。斯密的书是一条由例子加以说明的长篇结构性论证，李嘉图的书则是一串关于具体经济关系的紧凑演绎主张，每一条都由为数不多的前提推出，每一条都能按它自身的标准被驳倒。这一变化是方法论上的。李嘉图之后，所谓经济学家，就是那种能从关于生产者、消费者、土地所有者和工人在指定条件下如何行事的前提出发，推出并不显然的命题的人。

比较优势是这门学科第一个在数学上干净的定理。斯密支持自由贸易的论证是：各国应当专产自己绝对最擅长生产的东西，再用剩余去换别人生产得更便宜的东西。这个论证在它所及的范围内是对的，但它把一个显然的问题留在那里没有回答：一个在生产每样东西上都绝对更强的国家怎么办？既然它用自己的劳动就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每一种物品，它凭什么还要贸易？李嘉图的回答就是那个定理。只要各国的相对生产成本有差异，互利的贸易就是可能的，哪怕其中一国在每一种物品上的生产率都绝对更高。相关的成本是机会成本，也就是每个国家为了生产一种物品而在另一种物品上放弃了多少。只要机会成本有差异，按相对优势专业化并在国与国之间贸易，就会让双方都变好。这项主张并不符合直觉，必须推导出来。

设英格兰用100小时劳动生产1单位呢绒，用120小时生产1单位葡萄酒。葡萄牙用90小时生产1单位呢绒，用80小时生产1单位葡萄酒。葡萄牙在两样上的生产率都绝对更高：90小于100，80小于120。照字面接受斯密关于贸易得益的论证，会预测葡萄牙两样都生产，而英格兰在每一样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李嘉图的定理正是在这里起作用。英格兰生产1单位呢绒的机会成本，是它用同样的劳动本可以生产出来的葡萄酒：100小时产出1单位呢绒，或者100/120 = 5/6单位葡萄酒，所以英格兰每生产1单位呢绒，就放弃5/6单位葡萄酒。葡萄牙生产1单位呢绒的机会成本是90/80 = 9/8 = 1.125单位葡萄酒。英格兰呢绒的机会成本低于葡萄牙的：5/6对9/8。对称地，葡萄牙葡萄酒的机会成本是80/90 = 8/9单位呢绒，低于英格兰的120/100 = 6/5单位呢绒。尽管葡萄牙在两样上都有绝对优势，两个国家仍各在一样物品上有比较优势，于是专业化，英格兰产呢绒，葡萄牙产葡萄酒，再加上贸易，就让双方都好过按原来的成本比例各自自足地生产。这套算术就是论证的全部。只要交换比例落在两个机会成本比例之间，得益就不取决于运输成本、货币安排或任何特定的交换比例。

李嘉图是以劳动投入的形式推出这个定理的，他行文中的成本就是上面那些劳动时间，证明直接从中走过。现代教科书通常把定理改写成机会成本的语言，这一步由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在《国际贸易理论》（1936）中明确做出，他把古典学说重新表述为不依赖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哈伯勒的重述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展开这个论证，也是今天讲授比较优势所用的形态。现代的形式处理见《经济学》第2章，当代的政策形态见自由贸易导览。历史上的主张是：李嘉图1817年的推导是经济学第一个在数学上干净的定理，一个只有通过演绎推理才能到达的非显然命题，其结论落在未经辅助的直觉够不到的地方。讲授这个定理时最常见的教学错误，是把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混为一谈。绝对优势比较的是各国在同一种物品上的生产率，比较优势比较的是一国内部各物品之间的机会成本。葡萄牙在两种物品上都有绝对优势，英格兰在呢绒上有比较优势。李嘉图的贡献，是注意到决定贸易是否互利的是比较优势。

这个定理也没有说这些劳动时间在任何更深的意义上是否反映生产中凝结的劳动，也没有说劳动是否像李嘉图在别处论证的那样是价值的来源。李嘉图搭起的那套更宽的价值理论体系，即交换价值的劳动凝结论、他从斯密那里继承下来又搁置一旁的钻石与水的悖论、以及他为自己理论所管辖的物品和所不管辖的物品分别给出的解决，是另一条主线，在第4章（马克思，价值论主线的所属章）里展开。这里的李嘉图是贸易理论家和分配理论家，那里的李嘉图是价值理论家。两个是同一个人，两条主线交叉的方式由第4章重建。贸易与分配的论证自己站得住，不依赖劳动价值论。

劳动是价值背后的实体，这个直觉既不始于古典学派，也不始于欧洲。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1377）中就认为，“人们积累为财富的东西，归根到底是积累起来的劳动”（III.20—21），比斯密“辛苦与麻烦”的表述早了约四个世纪。同一部书还提出了一套由asabiyya（族群凝聚力）推动的王朝兴衰循环理论，并观察到税率抬得过高最终会缩小生产基础，从而也缩小税收本身，这是一个后来以阿瑟·拉弗命名的倒U形论证（III.39）。离古典学派更近的是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约1676年写成，1690年出版），它提出以数量的方式测量国民财富，并把劳动与土地一同当作价值的来源，为斯密—李嘉图的劳动学说提供了它由之下传的那座最近的桥梁。劳动即来源这个直觉在这些互不相连的传统中各自独立地反复出现，这件事另有一篇导览专讲。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所继承的，是一个在斯密接手时就已经很老的问题。

自由贸易的论证没过多久就有人回应。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承认李嘉图的定理，却否认它的政策结论。一个落在前沿之后的国家，如果专门去做它眼下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把落后本身做成了自己的专长，所以它应当保护本国制造业，直到它们能自己站住。斯密与李斯特：论国民经济让这两套框架正面相对，一路推到今天的产业政策之争。

从贸易，李嘉图转向分配。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斯密那里继承了一个认识：一个经济的产出在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划分，分别对应地租、利润和工资。斯密观察到了这个划分，却没有拿出一套关于划分如何被决定的理论。李嘉图拿出来了。起点是地租，而分析上走的这一步，与边际学派后来用在消费者选择上的边际推理是同一类：地租由耕作边际决定，较好土地上的地租，就是这块地的生产率与刚够抵补自身成本的边际土地的生产率之间的差额。这个机制是分配理论其余部分的分析引擎。

设三个等级的土地在劳动投入不变时每英亩分别产出100、80和60蒲式耳。人口增长，谷物需求上升，耕作扩展到下一个等级的土地。耕作中的边际等级，是仍然够抵补自身成本的产量最低的那一级：在相应的谷价下，产60蒲式耳的那一级刚好抵补工资和利润，其所有者拿不到地租。产80蒲式耳的那一级，在同样的劳动成本下比边际等级多产20蒲式耳，这份剩余就是地租，它归土地所有者，因为这块地质量更优，使它能在同样成本下多产。按同样的逻辑，产100蒲式耳的那一级产生40蒲式耳的地租。这个结构是一般性的。在李嘉图的框架里，地租不像工资和利润那样是一项生产成本。它是一项剩余，从土地的质量差异，以及耕作中的边际等级必须抵补其非地租成本这一要求中产生出来。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生产性的服务，而是因为在劣地也在被耕作的格局下，他们拥有较好的地。

推论走得比地租的算法更远。随着人口增长，劣地被投入耕作，边际等级下移，较好等级与边际之间的差距拉大。地租上升。工资在古典框架里由生存费用决定，大体稳定。利润是扣掉地租和工资之后的剩余，于是被挤压：同样数量的谷物是从更差的地上产出来的，工资总额却仍要覆盖生存所需，而较好土地上的地租又涨了。李嘉图的工资—利润—地租三分，也就是国民收入在三类要素收入之间的长期分配，是这门学科第一套关于一个经济的产出如何划分的完整理论。古典的经济走向一个静止状态，在那里净投资停止，因为利润已被压到刚好把资本留在生产中所需要的那个率上。级差地租是这一动态的引擎，静止状态是它的终点。分配理论在这门学科各学派之间的谱系，由从李嘉图到皮凯蒂的分配主线追踪，不平等问题当下的政策形态是不平等导览。

李嘉图的第三项贡献，是古典人口动态的阴暗面。工资铁律是一项长期预测：工资趋向生存水平，因为人口增长会对工资上涨作出反应。工资涨到生存水平之上，就会有更多孩子活到劳动年龄，劳动供给扩大，工资又被压回生存水平。这个机制以一组特定的人口学假设为条件：生育率对实际工资正向反应，死亡率负向反应，而且反应快到能在一两代人之内把工资拉回生存水平。这些假设把前现代的人口模式描述得相当好，把1800年以后工业化经济的模式描述得很差，因为人口转变，也就是先是死亡率下降，随后生育率下降，把它们打破了。“工资铁律”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时代错置：斐迪南·拉萨尔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社会主义论战中造出这个词，又回过头来把它套到古典立场上。底下的理论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说法是拉萨尔的。李嘉图在李嘉图节点上，《原理》作为一个著作节点出现。李嘉图作理论工作时所处的生产世界背景，是工业革命一章的题目。

3.3 马尔萨斯：人口、稀缺与静止状态

人口挤压食物供给这份忧虑，不是马尔萨斯发明的。农民和官僚感受它已有千百年，而周期性的饥荒、瘟疫和马尔萨斯式危机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人口史上一再出现，本身就是任何1800年以前的农业社会观察者都会注意到的经验模式。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1798）里所做的，是给这份忧虑一个理论形式。1798年之后，它成了西方经济思想处理长期增长约束时占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并且一直主导到工业化使它站不住为止。

这个理论形式就是几何级数对算术级数的框架。人口若不受抑制，按几何级数增长：每一代产出自身的若干倍，于是人口在某个特征性的间隔内翻番，马尔萨斯取二十五年作为他那个时代美国的实用数字，不受抑制的增长路径是指数式的。食物供给则相反，按算术级数增长：每一次增加耕地或改进农业技术，只给总产量添上一个大致固定的增量。算术级数不可能无限期跟上几何级数，所以不受抑制的人口增长必定在有限时间内撞上食物约束。撞上时，“积极抑制”，即饥荒、疾病、战争，把人口压回食物供给养得住的水平。这个论证的简单形态是说这个循环永久不变：实际工资一涨，活下来的孩子就更多，人口朝食物上限增长，积极抑制回来，实际工资又被压回生存水平。马尔萨斯在自己后来的著作和《人口原理》历次版本中把这个简单形态复杂化了：“预防抑制”，即晚婚、节欲，也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道德抑制”，原则上可以把人口增长压在食物上限之下，不必让积极抑制去做这件事。正是预防抑制这一层复杂化，把马尔萨斯从严格的铁律决定论中救了出来，也使他愿意把晚婚作为一项政策来推荐。但基本的理论形式，也就是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与算术级数的食物增长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才是马尔萨斯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人口原理在这个技术意义上，就是马尔萨斯这个名字所承载的东西。

把人口原理与李嘉图的农业报酬递减合到一起，就得到古典增长理论的成熟形态。李嘉图已经表明，耕作向劣地扩展时，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品下降。马尔萨斯已经表明，人口会朝着任何可维持的食物供给增长。两者合起来预测：在长期，一个不受约束的古典经济走向一个静止状态，边际土地已经下降到农业劳动所得的工资勉强够生存，利润率已经下降，因为地租吸走了较好土地上的生产率增益，净投资也已停止，因为资本家赚到的东西不再多到能在生存水平的回报之上添进资本存量。这就是古典的悲观预测，也是这门学科在半个世纪里当作长期动态之基准理解的东西。

古典政治经济学里有三个不同的静止状态。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九章给的那个，是一个乐观的停歇处：一个国家把它的制度、地理和法律所容许的资本都积累完了，会到达一个高财富的稳定水平，那里工资高于生存所需，利润低但为正，经济不再增长也维持得住。斯密把静止状态当作一个由已经建成的东西所刻画的终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给的版本更暗：在他们共同的框架里，静止状态之所以到来，是因为人口压力与报酬递减合在一起，把工资逼到生存水平，把利润挤到它的下界。穆勒在§3.5里给出第三个版本，静止状态是一个可欲的终点，是一个选择了闲暇与教养而不再继续积累的社会。三个版本在结构性预测上一致，即经济停止增长，在它为什么停下、停下是否值得欢迎上则不一致。

这个框架在长期上错了。它经验上的失败，本身就是这个框架教给人的东西的一部分。工业化把静止状态的预测打破，靠的是把它的每一条前提依次打破。农业报酬递减被机械化、化肥、植物育种，以及可耕地向新大陆、俄罗斯草原和澳大利亚小麦带的殖民扩张打破。1900年供养英国消费者的那一等边际土地，不是英国境内最差的地，而是曼尼托巴和阿根廷最好的地。几何级数与算术级数的错配被人口转变打破，在工业化经济中生育率开始下降，先是缓慢，随后迅速。工资铁律的预测被1840年代以后工业化经济中持续的实际工资增长打破。这些打破，1798年的马尔萨斯和1817年的李嘉图都看不到，两人都是从在前工业范围内确实支持这一预测的数据往外推的。这个框架是对他们能看见的那个世界的审慎概括，而世界的变化方式，是这个框架没有资源去预见的。现代的分流问题，即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起来了、另一些没有，继承的正是这个难题：哪些经济能逃出马尔萨斯陷阱，怎样逃出，是富国与穷国导览所问的。现代增长理论，索洛框架、内生增长模型、统一增长理论文献，是取代了古典静止状态思路的那个分析传统。形式处理见《经济学》第13章。1500年到1820年间伦敦、阿姆斯特丹、北京和德里的前工业实际工资究竟怎么走，那份四大核心区的福利比率数据，就是马尔萨斯据以概括的经验模式，1820年前核心区数据探索器把它显示出来。追赶型经济则是英国之外工业化一章的题目。

马尔萨斯留下来的，是这个框架的结构形式。埃斯特·博塞拉普1965年的反转把论证倒转了过来：在她的说法里，人口压力推动农业创新，而几何与算术的错配，被食物供给对人口压力的响应能力化解掉了。人口转变理论继承了对人口与食物之平衡的结构性关切，又添上了一项经验观察：生育率对死亡率、教育、女性劳动参与和避孕手段可得性的反应方式，是人口原理里没有位置容纳的。现代环境经济学在追问人均碳排放是否面对一个人口增长无法无限期越过的行星约束时，带着一条认得出来的马尔萨斯线索。这些都不是马尔萨斯的框架被恢复了。它们是他那个框架的后代，被经验上的失败所教的东西改造过。

斯密提供了引擎，李嘉图提供了刹车，穆勒给出终点，马尔萨斯给出下限。这台由四个部件组成的机器，是一条链条上的第一个模型，这条链条经哈罗德—多马与索洛，一直连到1980年代的内生增长模型，每一个都在数据不再支持它的地方断掉。经济为什么会增长，经济学家又怎么会一直搞错？从静止状态起，顺着这条链条往前追。

经验上的失败没有穷尽马尔萨斯的贡献。人口原理是一项主要贡献。另一项更耐久，是马尔萨斯在1815—1823年与李嘉图关于有效需求和普遍生产过剩之可能性的通信中拿出来的东西。

3.4 未选择的路：马尔萨斯、李嘉图与普遍生产过剩之争

在1815年到1823年之间，两位朋友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若朝另一边走，本会在凯恩斯之前110年就产生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争论在已出版的著作里，在私人通信里，在直到20世纪才印出来的手稿里进行。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里，以及在给李嘉图的几十封信里论证说，总需求可以低于总供给，而普遍生产过剩，也就是多个市场上普遍的生产过量，不但可能发生，还是商业经济反复出现的特征。李嘉图在他的《对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注》（写于1820年代初，1928年从他的手稿中出版）里以及同一批通信里，为一个后来这门学科称作萨伊定律的立场作辩护：总量上的生产过剩不可能，因为生产这一行为本身就创造出购买所生产之物所需的收入。两人当时都把这个分歧看作一个已经解决或很快就会解决的问题。两人在这一点上都错了。19世纪是把这场争论平息了，而不是把它解决掉的，办法是站到李嘉图一边，把马尔萨斯的论证当作一个糊涂的残余。这是经济思想史上后果最重的一条未曾走上的路。

马尔萨斯实际论证的东西，比标准故事记得的要密。他在《原理》第二篇的起点，是把需求的两个意思分开。一个是买者想要这件物品这个意义上的需求，另一个是有效需求意义上的需求，也就是真有购买力，并且愿意把这份购买力花出去的需求。生产这一行为给生产者的各项要素产生出收入：工人得工资，资本家得利润，土地所有者得地租。在这个层面上看，萨伊定律在收入流这一侧是对的，生产创造出购买生产物的财力。但有效需求还要求这份收入被花出去，而且花的方向对着所生产的那些物品。如果要素收入的所得者储蓄而不支出，或者把钱花在刚生产出来的那些物品之外的东西上，生产所产生的收入就不会以对该项生产的有效需求的形式回来。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即普遍的生产过量：物品被生产出来了，要素收入付出去了，钱在人们口袋里，市场却不出清，因为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与那种能按补偿成本的价格吸收掉所产物品的支出格局对不上。

一个把收入大量分配给高储蓄倾向阶级的社会，其有效需求会持续低于生产能力。战后的复员，也就是马尔萨斯当时看得最紧的1815年英国那一例，造出的正是这种结构性错配：退伍士兵进入劳动市场，战时需求崩掉，家庭重建缓冲使储蓄上升，产成品市场上的需求远远够不上供给侧交得出来的量。

马尔萨斯由此引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政策推论。如果生产过剩会发生，有效需求会不足，那么药方就是把支出重新引向消费：维持住那些消费倾向最高的消费阶层，避开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容许一些“非生产性消费”来把需求结构保住。说这话的人，最为人记住的形象是一位严厉的人口节制道德家，而他说的是：经济需要花钱。凯恩斯在一个世纪又四分之一之后于《通论》中拼起来的那些部件，消费与储蓄的划分、需求侧的衰退观、私人部门收缩时维持总需求的理由，1820年就在马尔萨斯那里了，散落在《原理》和与李嘉图的通信中，用的是这门学科当时还没有发展出来的词汇。这个论证是不完整的：它缺乘数，缺一个把储蓄接到投资上的利率机制，缺一份关于政府支出如何与私人支出相互作用的清楚处理。但那项结构性主张，总需求可以失灵，是在那里的，而且是被论证过的。

李嘉图为萨伊定律所作的辩护，不是凯恩斯后来攻击的那个漫画版本，细心的读者必须把李嘉图实际辩护的东西，与20世纪批评者认为这个立场所蕴含的东西分开。李嘉图承认，任何单个市场都可能在低于成本的价格上出清，这是局部的生产过剩，也承认生产者可能误判需求，还承认资本在各部门之间错配之后的调整可能痛苦而漫长。他否认的是马尔萨斯所说那个意义上的总需求不足，即经济可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个市场同时都有卖不掉的货，而原因是总支出短缺，不是各部门之间的错配。李嘉图的论证一部分取自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并在他自己的《对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注》中展开，它建立在对储蓄的一种特定解读上。在李嘉图的框架里，储蓄不是从支出中抽走的收入，而是从购买消费品重新配置到购买资本品的收入。储蓄的资本家是为了投资才储蓄的，因此储蓄以对资本品的需求的形式回到收入流中。总支出的流量没有变，变的是它的构成。

按这种解读，要出现普遍生产过剩，要么储蓄漏进了被窖藏的货币里，李嘉图把这看作他所熟悉的金本位体制下一件经验上的反常，要么生产在各部门之间的错配规模大到造成普遍的部门性失灵，而他把这当作一种过渡性的错配，均衡会把它消化掉。每一个单独的市场都可能失灵。总量却不可能以马尔萨斯所描述的那种方式失灵，因为储蓄等于投资的恒等式，一经正确理解，就把这种可能性排除掉了。

李嘉图赢得了当时的争论。这门学科站到他那一边，萨伊定律成了古典与新古典在总需求问题上的正统立场，持续了一百一十年。这场胜利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分析上的严格：李嘉图的框架更紧，更演绎，更能生成具体的预测并接受检验，而古典与新古典传统越来越把这种论证风格当作这门学科的标准。马尔萨斯的论证在制度上更丰富，在分析上更弱，它指向的是经济中那些更严格的李嘉图框架容纳不下的结构性特征，而这些指向在一门越来越分析化的学科看来，就像是糊涂地拒绝把论证走完。第二个原因是，李嘉图的框架为这门学科的主流提供了一份贯穿19世纪其余时间的自洽纲领，马尔萨斯的没有。李嘉图这条路可以做下去，研究资本的错配、各部门对技术冲击和需求冲击的调整、长期向充分就业均衡的收敛。马尔萨斯那条路则会要求19世纪初的学科尚不具备的分析工具。

然后是凯恩斯为马尔萨斯正名。《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的序言明确提到了马尔萨斯。凯恩斯是循自己的路走到对萨伊定律的攻击和对宏观经济学的需求侧重建的，但他在马尔萨斯身上认出了一位先驱，并且承认得十分慷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到来时，并没有带来新的结构性主张。这项主张1820年就由马尔萨斯论证过，又在此后几十年里被这门学科拒绝。凯恩斯的成就，是给这项主张配上它所缺的那套分析工具，即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倾向、乘数、利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带失业的均衡这套说法，并且把这套工具做得足够严格，让这门学科没法再把它当作对李嘉图式分析的糊涂拒绝打发掉。作为历史评价，两项裁断都对：李嘉图以分析严格为由赢得了1820年代的争论，马尔萨斯以结构正确为由由凯恩斯正了名。

未选择的路这个框定，不是在主张马尔萨斯对，李嘉图错。两人各有一个自洽的立场。要点是史学上的：1820年就有一个能用的需求侧宏观经济学版本，这门学科出于并不愚蠢的分析理由拒绝了它，而这次拒绝让这个领域在凯恩斯最终重新打开的那些问题上损失了一百一十年的进展。走上的那条路，李嘉图式的严格、作为正统的萨伊定律、充分就业基准、部门调整分析，并不是一条错路。但另有一条路，它经过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论证，若当初走上了，一代人之内就会通到某个认得出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地方。凯恩斯体系的实质内容在第8章（凯恩斯革命）里展开。生产过剩之争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当下的政策形态，是政府支出导览、中央银行导览和衰退导览。

3.5 穆勒：古典综合

到1848年，古典学派有了一部教科书。写它的是穆勒，而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新在哪里，与其说在于那些经济学定理，那些大体是李嘉图的，有时被提炼，有时被简化，不如说在于组织这些定理时在方法论上走的那一步，以及给它们定框的那种哲学姿态。穆勒这本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成熟点上的经典陈述。在马歇尔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把它取代之前，它教了两代英美学生的经济学，而它所教的，就是这门学科关于哪些事情已经定下来的共识立场。

综合本身就是贡献。斯密的框架提供了奠定学科的主干：分工、价格机制、自然自由制度、对重商主义的摧毁。李嘉图提供了分析工具：比较优势、级差地租、工资—利润—地租三分、工资铁律的预测。马尔萨斯提供了人口原理，以及争议更大的生产过剩论证。19世纪初跨传统的那些争论，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定案，在另一些问题上留下尚未定论的分歧。穆勒把这一切消化成一个可教的统一框架。在生产过剩问题上他站在李嘉图一边，在货币政策上他站在通货学派一边，在自由贸易上他站在斯密一边并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理加以提炼，在分配上他持自己的立场。他纳入了此前任何古典文本都不曾系统处理过的材料：社会主义、合作生产、已婚妇女的财产权、殖民地政策、劳工组织，以及工业社会的长期前景。这本书约一千二百页密实的论述，作为一条单一的论证来组织，是这门学科在19世纪中叶成熟的自我呈现。

新的是方法论上的那一步。穆勒在全书的结构里就把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分了开来。生产规律是物理的、技术的、描述性的：一英亩地在给定技术下产出多少谷物，一台织机一天织出多少呢绒，贸易对专业化起什么作用，储蓄对资本积累起什么作用。这些规律在穆勒讲得很具体的一个意义上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人的意志，就像力学定律那样。社会不能决定一英亩地在同样劳动投入下产出双倍的谷物，正如它不能决定一块石头不往下落。分配规律，也就是产出如何在地主、资本家、工人和国家之间划分，则属于另一类。它们是人的建制的事：财产法的事，契约与继承之法律框架的事，那个决定哪些阶级能对社会产品提出什么主张的政治安排的事。它们和生产规律一样真实，但它们以一种生产规律所没有的方式取决于社会选择。

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以接近其现代形态的样子出现，是穆勒的方法论贡献。斯密和李嘉图都把经济规律描述什么与经济政策应当以什么为目标混在一起。穆勒把它们分开，而这一分开使他的自由主义成为可能。经济在若干约束之内运作，这些约束就是生产规律，它们限定了什么是可能的。在这些约束之内，社会选择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分配，而这个选择是政治的、伦理的。穆勒的立场至今仍是许多现代经济政策推理隐含的组织框架：福利经济学和许多应用政策分析中的工作假定，就是经济学家描述约束和权衡，政治机构在可行的配置之间作选择。现代实证与规范的框定在经济学入门课里的样子，见《经济学》第1章。现代这个框定起源于穆勒，不是1953年的弗里德曼，也不是1932年的罗宾斯。方法论上的这一步催生出的一条谱系，如今由这门学科的各条主线导览承载。

穆勒的自由主义从方法论上的这一步中来，而且是一个实质性的思想立场。如果经济规律约束的是什么可能，而社会在诸种可能之间作选择，那么合作生产的试验、工人所有制企业的试验、把工资—利润—地租三分从食利者手中重新分配给工人的累进税试验，都没有被古典经济理论排除掉。它们是生产约束之内关于分配的政策选择。穆勒对许多这类试验抱同情。他把股份公司看作一种过渡形态，而不是工业组织的永久结构，并且在《原理》和后来的著述中论证说，工人合作社是工业生活的一种自然发展，古典经济规律容许它，道德进步则会赞成它。这个立场是敞开的：穆勒并没有主张古典政治经济学要求合作生产，只是主张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排除它。

由此，穆勒到达了作为可欲之物的静止状态，也就是§3.3所区分的这个概念的第三个版本。斯密把静止状态当作积累走完之后到达的高财富停歇处。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把它当作一个悲观的终点，人口压力与报酬递减造出生存水平的工资和被挤压的利润。穆勒的静止状态两样都不是，它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可以理性地加以选择的终点。一个已经达到高生产率的社会，可以决定停下进一步的积累，把剩余引向闲暇、教育、艺术、人的官能的培养、日常苦役的减轻，而不是引向更多的物品。在穆勒的框架里，这个选择是敞开的，因为分配和产出的社会用途都是社会选择的事。这个立场是一项严肃的哲学主张，讲的是工业社会若不再把积累当作进步的唯一尺度，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这项主张与穆勒关于个性、关于沉思生活之价值、关于物质进步对人的兴盛所能做之事的限度的更广看法连在一起。

穆勒留下没有解决的，是价值论那条主线。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尽头有一个通向马克思的出口，而穆勒的综合没有把这个出口封上。第4章（马克思）以足够的深度重建的那些价值论张力，钻石与水的悖论、斯密的两种表述、李嘉图的劳动凝结解决，都被穆勒继承下来，并得到穆勒一贯审慎的处理，也就是把各个立场清楚地摆出来，而不在它们之间作出裁定。这项奠定学科的研究纲领，在1848年它的成熟点上，并没有把价值问题了结，而这个悬着的问题，是这个学派在下一代人那里遭遇危机的结构性原因之一。穆勒在古典时期群组中的位置，出现在穆勒节点上。

3.6 金块论战与这门学科的转折

李嘉图的贡献不止于贸易和分配。他还是这个学派的核心货币理论家，这一点被记得少些。金块论战从1797年停止兑换一直延续到1844年的《银行特许法》，将近五十年，李嘉图是它早期的主要理论家，1840年代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争则是它成熟的分析阶段。

1797年的《银行限制法》拉开了序幕。面对战争筹款和法国入侵威胁所引发的黄金储备挤兑，英格兰银行停止了银行券兑换黄金，停兑本意是临时的，结果一直延续到1821年。停兑期间，伦敦的黄金价格远高于官方铸币价，英镑贬值，国内物价上涨。李嘉图的小册子《金块的高价，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0）以李嘉图特有的凝练笔法立下了重金主义的立场。论证走的是重金主义形态的货币数量论：如果纸币的数量超过它所代表的黄金价值，物价就成比例上涨，汇率贬值，而以纸币计的金块高价，就是纸币贬值的经验标记。补救办法是按平价恢复兑换。金块委员会1810年的报告大量借重李嘉图的分析，也借重亨利·桑顿1802年的《纸币信用》。政治当局否决了这份报告，恢复兑换被推迟。滑铁卢之后又接连歉收，理由变得更强，皮尔1819年的法案责成在1821年前全面恢复兑换。重金主义者赢了。

1830、1840年代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更长的那场争论，把这一论战带过恢复兑换，推到了英格兰银行该如何管理其银行券发行这个操作性问题上。通货学派，奥弗斯通勋爵、罗伯特·托伦斯、乔治·沃德·诺曼（George Warde Norman），继承了重金主义的立场，把它推到操作上的终点：可兑换的银行券发行要维持物价稳定，就必须像金属货币那样行事，流通中的券量随银行的黄金储备机械地增减。银行学派，托马斯·图克、约翰·富拉顿、詹姆斯·威尔逊，通过后来所谓的“真实票据论”持相反的看法：以商业票据为担保的银行券发行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因为票据一被偿付，发行就自动回流，而且券量对贸易的需要是内生的。1844年的《银行特许法》把通货学派的立场写进了法律，把英格兰银行改组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发行部的银行券发行在一小笔信用发行之上与黄金储备机械地挂钩。银行学派输掉了立法上的这一仗。它有没有输掉分析上的那一仗，是这门学科此后每逢货币危机都会重访的问题。重金主义、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是这场论战中的三个立场。

由金块论战下传的现代货币框架，继承了它的两点洞见，丢掉了第三点。货币数量论的内核，也就是货币存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一种关系，作为现代货币经济学分析上的主干活了下来。支持规则约束的货币管理、反对相机抉择的理由，活在现代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里，也活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设计里。没有活下来的，是通货学派所强加的那套严格机械的兑换体制。现代中央银行是在法定货币体系里运作的，基础货币由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决策设定，而不是由黄金流动设定。现代货币框架见《经济学》第16章，当下的政策形态见中央银行导览和“货币到底是什么”导览。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870年前后结束，一部分原因是它自己生出来的，一部分来自外面。内部压力已经积了一代人。作为斯密—李嘉图体系之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被马克思（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推向一个政治结论，这门学科若不更换基础就无法吸收它：如果李嘉图的劳动凝结价值论是对的，那么马克思向剩余价值和剥削的延伸，就顺着一条古典框架按自身标准驳不倒的逻辑跟着来了。工资铁律正被工业化经济中可观察到的实际工资增长打破。穆勒实证与规范的那一步，把分配交给了社会选择，松开了李嘉图留下的那个紧框架。这些压力没有一项单独就是决定性的，合在一起，就是根基从内部开裂。

外部触发在1870年代初到来。穆勒1873年去世，这个学派失去了它唯一在世的权威声音。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7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同年卡尔·门格尔在维也纳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莱昂·瓦尔拉斯1874年在洛桑出版《纯粹经济学要义》的第一分册。三年之内三次独立推出边际效用理论，出自彼此没有读过对方，并且从完全不同的思想谱系走到这个立场的思想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在这门学科的自我认知里取代了古典框架的价值论基础。边际革命的实质内容，即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各自建起了什么，方法论之争，数理经济学的兴起，在第5章（边际革命）里展开。1870年的转折把内部压力与外部触发凑到了一起：旧的根基已经在开裂，而另一套根基正好现成，它一举既解决了钻石与水的悖论，又化解掉了劳动价值论的政治包袱。任何一个原因单独都不够。

劳动价值论、工资铁律和萨伊定律各以不同的方式失败。劳动价值论在分析这一侧被边际效用取代，在政治这一侧被它自己的逻辑延伸推过了可辩护的边界。工资铁律被工业时期的实际工资增长在经验上证伪。萨伊定律作为平稳时期一个有用的一阶近似得到肯定，又在需求侧构想变成一套能按李嘉图框架自己的标准与之抗衡的分析工具时，被凯恩斯决定性地驳倒。这个学派留下的遗产是一项研究纲领：把市场、价格、增长、分配、贸易和货币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一套从关于生产者、消费者、土地所有者和工人在指定条件下如何行事的前提出发，推出非显然命题的分析方法；以及一种自觉的区分，把经济描述什么与经济政策应当以什么为目标分开。

学说是一个答案，研究纲领是一种提问的方式，外加一套把这个提问做下去的方法。后继的每一个学派都在古典学派搭起的研究纲领框架里工作，哪怕它们拒绝古典学派所持的那些具体学说。马克思学派的批判取用古典框架的分析工具，并把它推过古典学派停下的地方。边际学派对劳动价值论的替换，保留了这门学科对市场均衡之推导定理的承诺，只是驱动推导的价值理论换了一个。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用古典学派没能提供的分析手段，复活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论证。现代宏观问的还是古典学派问过的那些问题，只是有了新答案和更好的技术。

斯密奠基，李嘉图系统化，马尔萨斯和穆勒扩展并综合，跨传统的那些争论框住了这个时代，1870年的转折把它关上。奠定学科的那条主干是他们共同的产物。金块论战和生产过剩之争，是这个学派用自己造出的分析工具把它的货币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做下去。到1870年的转折处，它的后继者继承了它建起来的东西，又从里面开始了自己的纲领。

劳动价值论向马克思的延伸，是第4章（马克思）的题目。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是第5章（边际革命）。走上马尔萨斯所指那条路的凯恩斯革命，是第8章（凯恩斯革命）。古典研究纲领在各学派之间播下的那些谱系主线，由这门学科的各条主线导览重建。这里搁在一边的价值论内容，在第4章（马克思，价值论主线的所属章）。向后的连接是第2章：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的东西。每一位提到的人物在关系上处在什么位置，见时间线的古典时期群组：斯密、李嘉图、穆勒，以及作为劳动价值论继承者的马克思。

参考文献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与《道德情操论》（1759）；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金块的高价》（1810）与《对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注》（手稿，1928年出版）；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与《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图克《价格史》（1838—1857）；马格努松（Magnusson）《重商主义：一种经济语言的形成》（1994）；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54）；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1962，1996年修订）；霍兰德（Samuel Hollander）论斯密与李嘉图；海尔布罗纳《世俗哲学家》（195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序言；哈伯勒《国际贸易理论》（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