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国家：跨经济学与政治理论

以最强形式呈现的芝加哥框定

在弗里德曼看来，市场之所以是默认项，是因为没有哪个中央计划者能把价格免费携带的那些信息汇集起来。上百万个分散的买家和卖家，把偏好、稀缺和取舍编码进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没有哪个部委算得出来。国家出手只在市场失灵确实存在并且国家矫正它的能力超过市场自我矫正的能力时才有理由，而举证责任落在想要干预的那一方身上。

科斯把这个框定往深处又推了一层。“市场”和“国家干预”之间的选择，通常问得就不对：如果产权界定良好、议价成本又低，受外部性影响的人自己就会谈出有效率的结果，一分钱税都不用收。工厂和它下风口的洗衣店需要的，是一个把空气归谁说清楚的法庭。国家的差事在边际的上游，是把这场游戏的权利定下来。德姆塞茨把这一步补完：权利会随着把某项成本内部化的价值起落而出现、变清晰、又消散。

这个框定接着把怀疑转向国家自身。乔治·施蒂格勒论证说，监管者会被俘获，因为被监管的那些集中企业有一切理由去在规则上投资，而分散的公众几乎没有。加里·贝克尔把这场角力形式化了：政策是压力集团之间竞争的产出，而组织成本最低的那一群，拿到的会超过它应得的份额。国家矫正市场失灵的意图和它的效果是两样东西。一项在白板上看起来提升福利的矫正，一旦穿过俘获和寻租，可能把配置推得比它本要修好的那项失灵还远离最优。所以，就连弗里德曼那张短名单上被许可的干预，也以“国家有能力按设计交付它们”为条件。

合起来看：市场是默认的协调者；国家的头一份责任是权利的框架；矫正性干预是真实的，但很窄；而就连这些窄的矫正，也要按国家自身的失灵模式打折。这条思想学脉，经过给福利定理装上牙齿的边际主义形式化（经济思想史第5章），经过让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和贝克尔成为世纪后期政策主导声音的那场反凯恩斯革命（第10章），再经过把科斯和德姆塞茨一路带到阿西莫格鲁的制度主义一线（第15章）。

以最强形式呈现的构成性框定

这条学脉比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还老。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里把国家变成任何经济秩序的前提：把那个执行合同、阻止所有人对所有人开战的主权者抽走，就没有什么商业可言，只剩劫掠。洛克在《政府论》下篇（1689年）里认为财产在起源上是自然的，却把它的标准化和防卫放在国家手里，按他的说法，社会契约的存在恰恰是为了保障财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里把镜头转了过来：财产和不平等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国家表达的是公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1820年）里，把市场，也就是市民社会、需要与交换的领域，放成一个更大的伦理—政治整体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整体由国家来完成。四位思想家，两个世纪，尖锐的分歧，以及一个经济学框定从不假定的共同前提：国家与市场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他们每一个人争的都是财产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正是跨法学、经济学与哲学看财产同时在三个语域里追踪的。

马克思把这种纠缠变成了结构性的和历史性的。按他的说法，国家就是构成并执行市场秩序本身的那套构造：把劳动变成商品的法律体制，让剩余价值可以被私人占有的财产法，把雇佣关系摁在原位的强制后盾。从这里看，“多一点市场还是多一点国家”这个问题是畸形的，因为市场已经是国家行动的一项确定产物，是关于谁拥有什么、谁必须把劳动力卖给谁的一次特定安排。决定这次安排是剥削性的还是解放性的，是交换底下的阶级关系。这个传统的历史，以及它延续进对资本主义的现代读法，走的是经济思想史第4章（马克思），再往前进入第17章（现代多元主义）里2008年之后的复兴。

在大众记忆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被归档为“别去动市场”的先知。而《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和《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79年）里的哈耶克，是一位制度设计的理论家。法治、货币秩序、让竞争成为可能的那套框架，在哈耶克那里全都必须被刻意地建造起来并受宪法保护，而把它们的设计做对，是核心的政治任务。他反对的是针对具体经济边际的相机抉择式干预，也就是那种把结果政治化的一事一议的调整。把漫画剥掉，哈耶克的立场很精确：国家应当在设计制度框架上极其积极，同时严守纪律，不伸手进去挑结果。这把他稳稳地放在了框定问题上政治理论的那一侧。这条学脉属于奥地利学派传统，见经济思想史第6章，与之相邻的法治与制度设计一面在第15章。把市场封装在耐久的规则背后，究竟是自由的保障还是民主的笼子，正是新自由主义真的统治过吗？那一篇直接接手的问题。

米歇尔·福柯在1979年那批后来以《生命政治的诞生》出版的讲座里，把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治理技术，是通过市场来治理，而不是绕着市场治理。新自由主义国家主动生产出竞争的条件，并培育出一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一家有待优化的企业来经营的那种企业家式自我。看上去像是国家在后撤的东西，按这种读法，是一项具体而费力的国家策略。在这些讲座里，他对新自由主义究竟是好是坏出了名地不表态。这项主张是一份结构性的说明：一个市场形状的秩序如何被治理出来，又如何被维持下去。

这把我们带回波兰尼，这个框定的现代锚点。《大转型》（1944年）把十九世纪的“市场社会”读作一个历史上的反常：他论证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是嵌在社会关系里的。把它脱嵌出来的那场转型，是把三样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商品化：土地、劳动和货币。而每一样都得靠刻意的国家行动才被逼进商品形态，公地的圈占、《新济贫法》对劳动市场的规训、金本位的建造。波兰尼的第二步是“双重运动”。社会会自发抛出针对商品化的防御性回应，工厂法、工会、福利国家，以及在其黑暗形态里的法西斯主义。按这种读法，战后的安排就是双重运动的落地；1980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是市场的再度脱嵌；而2008年以来的这些年，是下一场反向运动，还在找自己的形状。波兰尼所读的那份经验记录，圈地、新的工厂秩序，是经济史第7章所记载的十九世纪工业转型，而在它之前那段更长的国家建造商业秩序的弧线，穿过第5章里的热那亚、荷兰和英国重商主义国家。

经济思想史这张图覆盖的是经济思想，所以马克思和哈耶克坐在里面，2008年之后的波兰尼复兴也作为经济论述里的一项发展出现在那里。但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福柯、波兰尼本人，还有Slobodian，是政治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和思想史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也不属于一张经济思想图的任何一章。这里直接引他们，引自他们自己的著作，因为他们所照亮的这道二分，活在一条经济思想图不跨越的学科边界上。

四个场域，一个结构

产业政策。马祖卡托对iPhone的拆解是那道楔子：触摸屏出自DARPA，GPS出自国防部，互联网出自ARPANET，Siri的前身出自一个DARPA资助的SRI项目。国家生产出技术，市场随后把它们包装起来。丹尼·罗德里克把这一点一般化成一个框架，正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公共能力与私人执行的配置，能产出我们想要的产业能力？”2022年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欧盟的产业政策转向、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全都被用边际框架来读（“这是不是干预过头了？”），而每一个都是关于“要建哪一种生产秩序”的构成性选择。这次转向是否站得住的裁断，归产业政策回来了吗，它站得住脚吗？那一篇。这里它只是这个模式的一个实例。马祖卡托的学脉坐在经济思想史第15章（制度主义传统），罗德里克的在第17章（现代多元主义）。他们所针对的那个历史转折点，是经济史第16章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对照走的是第17章（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亚洲世纪）。

中央银行。2008年到2022年之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不到一万亿美元涨到大约九万亿。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走了平行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央行不再只是定一个利率，而开始买入公司债、主权债和按揭证券，规模大到足以给整类资产的信贷条件定型，它们成了准财政行为者，决定哪些资产被抬价、按什么条件抬。传统的框定把这件事当作在某条边际上运行的货币政策（放多少钱，定什么利率）。它更接近于在构成金融市场的构造本身。央行数字货币这个问题把这种转变显得再明白不过：一家中央银行该不该直接向家庭发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关于“要有哪一种货币体系”的问题。形式化的分析工具和2008年之后的历史，住在经济史第19章（2008年危机及其之后），金融化这块背景在第18章。刺激、零利率下限，以及现代货币理论与财政的价格水平理论那些边缘，在中央银行能控制经济吗？和政府支出对经济有帮助吗？这两篇里有更深的处理。

科技平台治理。谷歌、苹果、亚马逊、Meta和微软在经营市场，它们制定数十亿笔交易得以清结的规则，运行争议解决、支付通道、身份核验，以及决定谁被看见、谁卖得掉的排序和广告拍卖机制。这些历来是属于国家的职能。这场辩论通常被框成一个边际问题（“国家该不该监管科技巨头，是还是否？”），但底下的问题是构成性的：当一家私人企业运行着其他市场赖以坐落的那层基底，我们把这层基底当作又一家普通公司来对待，已经建成了哪一种国家—市场配置？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围绕第230条的长期缠斗、针对谷歌和Meta的反垄断诉讼，都是一场穿着边际问题外衣的构成性角力中的招式。拆不拆分这个问题，在科技巨头该被拆分吗？里得到完整处理。

金融体系的设计。2008年之后的这套体制，《多德-弗兰克法案》、巴塞尔III的资本要求、衍生品的中央清算强制、压力测试机制、对倒闭机构的处置权限，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金融体系。而组织起这一切的那个问题，按构造就是构成性的：监管边界画在哪里？什么留在规则里面，什么被推进影子银行的暗处？画这条边界就是那项政策，它决定了金融体系是什么。被当作“多一点监管还是少一点”来争，它读起来像一个边际选择。老实做起来，它是关于这个体系形状的一项设计选择。逼出这次重新设计的那场危机，以及重新设计实际长成什么样，是经济学导致了2008年危机吗？那一篇的主干。

一层一层地读这场分歧

框架层。经济学的边际选择框定和政治理论的构成性设计框定，是对同一个现象的两种框定，架在不同的概念语域上。它们不能互相裁断，因为它们回答的不是同一个问题，一个问“这项干预该不该发生在这条边际上？”，另一个问“这是哪一种国家—市场配置？”。拒绝把其中一个加冕为普遍正确，是准确的报告：在框架层，哪一种框定是对的取决于你实际在问哪个问题，而不存在一个能给这些问题排序的、来自任何地方之外的视角。

真正干活的那个区分。关于在一条已定的边际上调整一项干预的问题，碳税的水平、职业许可的松紧、一项转移支付项目的规模、《多德-弗兰克法案》要不要松一格，都是边际选择问题，工具归经济学。关于该让哪一套制度秩序存在起来的问题，欧盟的结构、2008年之后的货币构造、要不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平台该怎么治理、“产业政策”这个词究竟指什么，都是构成性设计问题，工具归政治理论。哈耶克是那座证明这道分割真实而非党派性的桥：这位经典的自由市场思想家，把制度框架当作一个需要国家积极施为的设计问题，同时坚持国家不要伸进边际层面的结果里去。所以，当你在野外遇到一个市场对国家的主张，第一件要问的事是：这是一个边际选择问题，还是一个构成性设计问题？答案会告诉你该去拿哪一门学科的工具。

方法层。在框架之下，每一门学科都跑着自己那场活跃而有产出的争论。在经济学内部，芝加哥与公共选择这一线（“干预带着俘获风险”）对上马祖卡托—罗德里克这一线（“干预可以是使命导向且能自我纠正的”），而这个领域正在收敛到一个有条件的答案：干预的效力取决于制度能力、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具体的设计。在政治理论内部，结构—历史一翼（波兰尼、Slobodian、福柯）对上宪政与制度设计一翼（哈耶克、布坎南、奥斯特罗姆），收敛到一个共识：每一种市场体制都是国家工程，而且设计空间是真实的，选择是有分量的。两者都是方法层的争论，靠一门学科内部的论证和证据来了结。

参数层。方法之下坐着经验的地板：某个行业的监管俘获有多大，某项具体产业政策项目的乘数有多高，马祖卡托所指的那些制度互补性有多耐久，全球治理构造里有多少真的是Slobodian式的封装、又有多少是民主可以渗透的。这些是测量问题，原则上有答案，实践中有滚动更新的最佳估计。诚实的姿态是取当下的众数估计，松松地拿着，随证据到来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