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传统就是边际主义主流搁置掉的那个问题。它第一次被问出来，用的是这门学科拒绝的方法。第二次被问出来，用的是这门学科接受的方法。第三次被问出来，是在这门学科被迫直面自己所搁置之物的时候。它为什么一再回来？
凡勃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通常被当作社会讽刺来读。这样读，它是平庸的讽刺，也是糟糕的经济学。按它本来的那一步分析来读，它是一个传统的奠基陈述，而这门学科花了一百年时间反复重新发现这个传统。
1899至1940年间，美国有三个人做出了一批工作，经济思想史家把它们合称为老制度主义。托尔斯坦·凡勃伦、约翰·R. 康芒斯与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并不共有一套学说，他们的书读起来毫无相似之处。他们共有的是一套方法。按制度主义者的说法，经济结果与交换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制度不可分割。思想习惯、法律安排、组织形式、执行契约的法院、书写契约的立法机关、使契约变得可解的那些惯常做法：这些构成了分析所要处理的东西。边际主义的工具箱把偏好、技术和产权当作给定的，再问由此推出什么样的配置。制度主义者问的是，这些给定的东西何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他们把这个问题当作经济学的那个问题。两套方法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这里给制度一个可操作的定义，依循道格拉斯·诺思的界定：制度是给重复互动定型的博弈规则，既包括正式规则（法律、宪法、契约），也包括非正式规范（惯例、习俗、行为准则），并与组织相区别，组织是遵守或修改这些规则的参与者。凡勃伦用这个词用得更松，把思想习惯也算了进去。康芒斯用它的方式又不一样，以交易为单位。制度思维比凡勃伦更老。《政事论》（约公元前300年）编定了一套adhyaksha制度，即市场监督官、质量检查官和受管制的行会，在西方重商主义之前两千年就构成了一套经济治理，是已知最早的制度经济学先声。 离这条谱系更近的是马克思，他在凡勃伦之前一代人就把资本的制度嵌入性当作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凡勃伦从耶鲁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那里接过演化论的、斯宾塞式的框架，并直接而批判地与马克思交锋，即他1906—07年论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那几篇文章，把阶级的制度决定论那种敏感性改造成了他自己关于金钱文化的说法。完整的马克思工程在第4章。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并没有发明制度分析。他们提出的是一套方法。
凡勃伦1899年写《有闲阶级论》，针对的是当时已经接管美国学院经济学的边际主义主流。他所反对的那个框架，即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革命与马歇尔的综合，见第5章。这本书被引用最多的概念炫耀性消费，通常被当作对美国富人的社会讽刺。这样读，漏掉的正是那一步分析。在凡勃伦的用法里，炫耀性消费是社会功能在于展示金钱实力的消费，与服务于生存或生产目的的消费相区别。这个范畴指认出一类行为，它只有在一种奖赏金钱展示的制度构型内部才是理性的，而这套构型本身正是待解释的东西。边际主义把偏好当作外生的：消费者想要什么就是想要什么。凡勃伦把这种“想要”本身当成了分析对象。一个人买一根镶银手杖，不是因为手杖的边际效用超过它的价格，而是因为在一个围绕金钱竞赛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手杖展示地位，而地位对婚姻、生意和社交门路都有后果。把这套制度构型抽掉，这种消费模式就变得不可解。手杖是一个奖赏展示的体系内部的理性行为，而这个体系才是分析必须交代的东西。
这个范畴在结构上很简单。它的作用，是把边际主义框架够不着的一类行为，即地位驱动的消费、沿社会等级向上的攀比、以及那种恰恰因为浪费才传递出实力的浪费，变成经济分析可以处理的东西。炫耀性有闲，即绅士刻意回避生产性劳动，是它的姊妹范畴；炫耀性浪费，即毁掉价值以表明自己毁得起，把两者一并推广。凡勃伦式的家庭把资源配置到维持自己在金钱排序中的位置上，而这个排序是那套制度构型强制出来的。《企业论》（1904）把这一步推得更远，区分了制作本能，即高效生产出有用之物的那种倾向，与企业经营的金钱文化，后者所朝向的是金融收益而不是生产。两者长期紧张：现代产业靠前者运转，现代金融靠后者运转。方法论上的这一步，就是1899年的那一步，即把欲望的范畴和激励的结构当作制度的产物，它们的历史讲得出来，它们的后果分析得了。凡勃伦与边际主义主流分处两条互不相交的轴上。他在关系上的位置见时间线的凡勃伦节点。他与斯密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之分的关系，即凡勃伦接下这套框定却把道德褒贬颠倒过来，在第3章处理。
约翰·R. 康芒斯是经由劳工改革和法学研究进入经济学的。整个1910年代，他都在为威斯康星州的进步主义改革搭建制度基础设施，包括工伤赔偿、公用事业管制、劳动关系法。《制度经济学》（1934）就是他的应用工作一直在使用的那套框架。组织性的概念是交易：产权借以移动的、由法律构成的那个单位。一笔交易是对未来一段服务流的法律控制权的转移，在法院会予以执行的规则之下完成，交易各方的相互义务由这些规则决定。持续经营体是进行交易的组织载具，包括企业、工会、政府、家庭，它们跨越自身成员的更替而存续。未来性命名的是那种时间结构：几乎每一笔在经济上重要的交易都涉及关于未来履约的承诺，这就使契约执行成了整个安排的关键。运行规则是那些制度模式，立法的、司法的、习惯的，它们决定哪些交易可以发生、按什么条件发生、履约失败时有什么救济。按这个说法，市场并不先于法律秩序而存在，是法律秩序构成了市场。运行规则一变，一项关于黄狗契约的法院判决、一部关于最低工资的立法、一条关于专利范围的法理，哪些交易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就跟着变。康芒斯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就是这套框架在运转：一家自然垄断企业只有相对于某个决定垄断者能收多少钱的管制体制，才谈得上“有效率”，而体制的选择就是在选哪些交易算作经济上可允许的。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是从另一道门进入制度方法的。他在芝加哥受训于凡勃伦门下，一生以经济周期的经验研究者立业。《经济周期》（1913）论证说，周期是货币—信用经济的一项常规制度特征。要理解它，就得研究它的解剖结构：价格变动的时点，信用相对于产出的领先与滞后，银行信用借以转化为投资、再转回需求的那些制度通道。1920年，米切尔与人共同创办了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并领导它二十年。研究局的纲领是系统的测量：月度时间序列，季节与趋势的分离，构造出可供各条序列比对的基准周期，以及领先与滞后指标的编目。《测度经济周期》（1946，与阿瑟·伯恩斯合著）是这个纲领最著名的产出，也是下一个十年那场方法论战役的导火索。贡献是真实的，这门学科至今仍在用经济周期定年委员会，而它们直接承自米切尔的模板。软肋也是真实的。在米切尔的纲领里，测量是理论本应从数据中浮现出来的那条路径。制度方法是有耐心的：在经验规律确立之前，它把问题搁在一边。而吸收了边际主义的这门学科将会失去耐心。
把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统在一起的是制度方法：确信经济结果由种种制度构型所构成，这些构型的历史是要紧的，它们并非给定，而经济学的分析工作就是研究它们。他们提出的实质主张在题材上和风格上各不相同。方法是同一个。在他们之后成形的这门学科，把这个问题否弃了半个世纪。这次否弃是有理由的。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是一个披着文化外衣的分配论证。金钱竞赛的前提，是产品的分配悬殊到值得拿出来炫耀，而这种分配如何运作，正是经济学开篇要问的问题。李嘉图称它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边际主义者在要素各自得到其边际产品之后判定此事已了，皮凯蒂2014年又用三个世纪的税收数据把它重新打开。这一支从李嘉图的地租到皮凯蒂的 r > g连成一线。
三件事同时发生了。第一件是，经济学变得可累积，而老制度主义做不到。
到1940年代初，边际主义的工具箱已经在同一批问题上干了两代人，而且越干越好。第一波，即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提供了边际效用的直觉。马歇尔围绕它建起了供求框架。庇古和剑桥的福利经济学家发展出消费者剩余与外部性的分析工具。希克斯与艾伦把消费者问题重铸成微积分教科书处理得了的无差异曲线形式。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把这种累积摆到了明面上。这本书系统地展示了同一个数学结构，即约束最优化、比较静态、均衡对应，如何能把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动态稳定性统在同一个框架之下。这几个领域里任何一个的实质工作，在萨缪尔森之前都已做过。《经济分析基础》所显示的，是这些工作能够接得起来。1948年的一名研究生可以从希克斯停下的地方接着做，用上萨缪尔森所编定的比较静态技术，做出一项既立在前人之上，又能被后人立在其上的贡献。
老制度主义接不起来。凡勃伦的演化论批判、康芒斯的法律—制度分析、米切尔的经济周期经验研究，是三项共有一套方法的工程，却没有一套共同的分析工具，可供后来者从前人放下的地方接手。被制度方法吸引的研究生只能挑一条线，而且多半得从原始文本里把它重建出来。往下传的是探究的精神，而不是一套可以带着走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纲领有一个能随学科规模一起放大的教科书结构。制度主义纲领有的是三个传统和一套词汇。到1940年代末，正在挑选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看得见这两边累积速度的差别。
第二件事是凯恩斯革命。《通论》（1936）和随后的战后综合，把一套不同的框架放进了制度主义者一直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占据的那片宏观政策领域。米切尔的经济周期纲领曾是这门学科对“萧条从何而来、该拿它怎么办”的回答。凯恩斯式的回答，即总需求不足、乘数驱动的反馈回路、以财政稳定作为政策杠杆，在理论上可处理，在希克斯引入的 IS-LM 分析框架里得到了数学形式化，还推荐了一件清楚的政策工具。米切尔记录下来的那些经验规律可以按凯恩斯主义的说法重新解释，而本来附着于国民经济研究局测量工作的政策权威，转移到了这个对“该做什么”有更多话说的新框架上。凯恩斯主义对宏观政策领域的接管是第8章的题目，关系上的位置见凯恩斯节点。米切尔的国民经济研究局活了下来，它在经济周期上的政策权威没有。
第三件事是那场方法论战役，也是决定性的一件。1947年，在考尔斯委员会工作的库普曼斯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没有理论的测量》。靶子是伯恩斯与米切尔的《测度经济周期》。论证是这样的：在没有底层理论结构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的经验规律，还算不上关于经济机制的知识。伯恩斯与米切尔构造出的那些基准周期描述了发生过什么，却没有说为什么。没有一个把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设定出来的模型，这些记录在案的规律就无法作因果解读。要把它们用于政策，要预测货币政策这样做或那样做会让产出发生什么，恰恰需要国民经济研究局纲领为了测量而推迟掉的那套理论结构。瓦伊宁（Rutledge Vining）写了一篇尖锐的回应，为研究局辩护：他论证说，经济学理论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过早的形式化有把人为结构强加到尚未被理解之现象上的风险。这场交锋一直持续到1949年。
库普曼斯赢下了这门学科。考尔斯委员会那条“带理论的测量”标准，即设定一个结构模型，从数据中识别它，在模型的识别性约束下估计它，并得出其有效性搭在模型识别之上的推断，成了应用研究必须跨过的方法论门槛。米切尔的国民经济研究局传统按其既有构造跨不过去。记录规律是不够的，理论结构必须被带到数据面前，而数据的教训必须在这套结构之下才被读出来。十五年之内，考尔斯的路数界定了什么才算严肃的经验经济学。制度主义者一直在做别的事情，而这件别的事情不再被认得出是这门学科的工作。成为战后标准的那套方法论纪律，包括微观基础纲领和形式化建模转向，见第10章，关系上的位置见萨缪尔森节点。
这次失败由三股汇流的力量造成。累积上的差距使边际主义的分析工具成了研究生自然的选择。凯恩斯主义的接管挪走了政策权威。考尔斯的方法论标准把制度主义传统排除在这门学科经验实践的主流之外。方法论上的失败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堵死了制度主义纲领回归的自然路径。累积原则上可以建起来，政策权威原则上可以夺回来，但一个核心经验实践已被判为方法论上不可接纳的纲领，无法作为这门学科实际从事的经济学存活下去。另外两重压力，对一个再无方法论立足之地的纲领来说，就变成了无法克服的难题。
幸存下来的东西，都在那条塑造学科的方法论标准之外。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美国资本主义》（1952）发展出抗衡力量学说：大规模的经济权力集中，久而久之会生出与之对立的集中，大工会对上大企业，大零售商对上大生产商，从而约束住边际主义框架预测不了的那些市场结果。贡纳尔·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框架，把地区和种族上的经济分层当作累积性的制度模式，而不是收敛的均衡。两者实质上都是制度分析，只是不叫这个名字。两者都在政策辩论中、在发展经济学中、在社会学中保有影响。两者都没有在这门学科内部产生出一个研究纲领。加尔布雷思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缪尔达尔在发展与社会政策领域工作。制度方法作为批判存活了下来。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在一门正以考尔斯方法论自我界定的学科内部，它已经被挤了出去。
科斯表明，制度问题可以用那个击败了它的传统的语言提出来。
罗纳德·科斯1937年在《经济学刊》上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他二十六岁。这篇文章很短，带着论辩性，也没有明显的学说归属。在此后四十年里，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文本，即第二波制度分析，本章§15.4与§15.5接着讲。这篇文章的框架不欠凡勃伦、康芒斯或米切尔任何东西。科斯读过康芒斯，那种法律—制度的敏感性清晰可辨，但分析工具完全是边际主义的。他所演示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在边际主义纲领内部提出来，而这次演示本身就是要紧的。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之间的桥是一项可能性证明，而第二波要建的正是立在这项证明上的东西。
科斯1937年的问题很简单。边际主义框架把市场呈现为资源协调的有效方式：价格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走向在既定技术下满足欲望的那些配置。如果这个框架是对的，那企业究竟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经济活动被组织在层级制组织内部，其内部配置由管理者的指令作出？一辆汽车是在一家企业内部装配出来的，而不是由一万个各自生产一个部件、再卖给下一个人的独立专业生产者之间的契约装配出来的。那个解释了市场为什么能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框架，解释不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源配置是在市场之外、由管理者发号施令作出的。
使用价格机制本身是有代价的。找到合适对手方的搜寻成本，谈成条件的谈判成本，把义务写明的契约撰写成本，核实履约的监督成本，履约失败时追偿损害的执行成本。在科斯的用法里，交易成本就是使用市场的任何一项成本，只要它不属于标的物本身的生产成本。奥利弗·威廉姆森后来精细化了这个概念，把事前的起草与讨价还价成本同事后的监督与争议解决成本区分开来，这一精细化留到§15.4。交易成本无处不在。对于重复的、复杂的、资产专用性高的交换，把这段关系放到市场上去组织，累计成本超过把它放进内部组织的成本。在企业内部，是管理者在发号施令，各种关系由雇佣契约的剩余决策权来治理，而不是由一笔一笔的价格谈判来治理。
内部组织省下了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却造出了它自己的成本：企业越大，管理协调越难；雇员追求个人目标而非企业目标，代理成本随之积累；用指令替代价格所需要的那套官僚机构，本身成了压在活动上的一道税。企业的边界定在这两条成本曲线相交的地方。在边际上，如果内部组织的边际成本低于在市场上购买的边际成本，一笔交易就被拿进企业；反过来则留在外面。企业是对使用市场之成本的制度回应，出现在这个成本高的地方。任何一家现实企业的规模和形状，都反映着它所处环境中交易成本的结构。
科斯说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有代价，可企业究竟在哪里停下？这条边界是一个交点。拖动市场摩擦滑块，包括搜寻、谈判、契约撰写、监督、执行，看着自制还是外购的边界移动。摩擦调高，企业就吸收更多交易，摩擦调低，更多活动就回到市场上去。边界对交易成本是内生的，而这就是科斯1937年那项论证的全部。
图15.1（可交互）。 企业的边界是一个会移动的交点。内部组织的边际成本随企业规模上升，即管理上的规模不经济。使用市场的边际成本随规模下降，但被市场摩擦放缩。边界就落在两者相交的地方。拖动滑块，边界会动。
市场上的摩擦更大，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更难，把契约写下来并执行它更难，就把交点往右推：企业内部化得更多，因为在内部组织交易现在比经由价格机制来完成更便宜。便宜而无摩擦的市场则把交点往左拉：买，别自己造。企业是对使用市场之成本的制度回应，出现在这个成本高的地方。
设企业规模$n$表示被内部化的交易数量。内部组织的边际成本随$n$上升：$MC_{\text{internal}}(n) = m\cdot n$，即管理上的规模不经济，陡度为$m$。使用市场的边际成本随$n$下降，但被摩擦$f$放缩：在相关区间上有$MC_{\text{market}}(n) = f\cdot(a - b\,n)$。
企业的边界$n^*$解的是$MC_{\text{internal}}(n^*) = MC_{\text{market}}(n^*)$。调高$f$使市场曲线上移，把$n^*$推向右边，内部化更多。调高$m$使内部曲线更陡，把$n^*$推向左边。这条边界就是科斯所命名的边际成本相等条件。形式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处理见《经济学》第18章，科斯定理的角落情形见《经济学》第4章。
这项论证并没有抛弃边际主义，它的工具就是把边际成本推理用到一个新对象上，即企业的边界而不是消费的边界。它没有诉诸思想习惯，没有诉诸演化论批判，也没有诉诸市场的法律—制度嵌入。它没有引用凡勃伦或康芒斯。它做的是把制度的存在带进边际主义分析内部，当作这个框架能够解释的东西，而不是它必须预先假定的前提。凡勃伦式或康芒斯式的制度主义者会说：企业当然存在，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要假装它们不存在。科斯同意企业存在，然后要求边际主义框架为它们作出交代。重新框定就是那一步。一旦制度可以成为边际主义分析的对象，那门在方法论上击败了老制度主义的学科，就可以在不放弃自己据以取胜的方法论的前提下，提出制度问题。
1960年的那篇文章把这一步推进了福利经济学。《社会成本问题》（《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处理的是教科书对外部性的处理办法。标准的庇古框架开出的药方是矫正性征税：一家生产中把污染成本强加给邻居的工厂，应当被课以等于边际外部损害的税额，从而把价格体系没有内部化的东西内部化。科斯的论证把这个框架整个掀翻了，办法是去考虑外部性的双方在没有这道税时能做什么。如果牧场主的牛闯进了农场主的庄稼，牧场主和农场主可以谈判。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他们会谈到那个使双方联合剩余最大的配置上，无论法律权利一开始在谁手里，是牧场主让牛自由放牧的权利，还是农场主不受侵入的权利。这笔交易两种情况下产生的都是同一个有效率结果。权利的初始分配影响的是谁付钱给谁，而不是双方最终落到哪个配置上。
这就是后来的作者所称的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分配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无论权利最初归谁所有，讨价还价都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教科书用福利经济学的说法处理外部性，把这个结果形式化并推演它的含义，见《经济学》第4章。
科斯并没有把这条定理当作那个起作用的结果提出来。定理指认的是一个使福利问题自行消解的角落情形。1960年那项实质论证说的是：交易成本无处不在，那个角落情形在任何有经济意味的场合都不成立，因此权利分配是要紧的，它要紧的方式不是一处有待庇古税矫正的缺陷，而是制度环境的一项特征，它决定了双方如何讨价还价、哪些交易做得成、以及他们各自能拿走多少剩余。如果交易成本使讨价还价无法进行，权利的分配就直接决定配置：持有权利的一方按权利允许的方式使用资源，不持有权利的一方承受后果。如果交易成本为正但讨价还价可行，权利分配就决定了议价地位，从而决定剩余的分配，哪怕它并不决定配置本身。庇古税或许能矫正外部性，但它预设了管制者知道边际损害有多大，而管制者通常并不知道。相比之下，权利的分配是可观察的。
教科书传统一向倾向于把科斯定理当作科斯的经典结果来教，再把交易成本作为一项复杂因素顺带提及。这种读法把科斯写下的东西倒了过来。把定理当作核心主张来读，就是把制度论证塌缩成一条关于无摩擦世界的福利经济学定理，而那个世界正是这项论证要刻画为“理论上可能、实际上罕见”的东西。
科斯的两篇文章并没有在1940或1950年代给他挣来一个研究共同体。《企业的性质》有二十年只被当作稀奇偶尔引用，《社会成本问题》要等到1970年代才被吸收进围绕他所创办的那份期刊长起来的法经济学传统。诺贝尔经济学奖1991年才授出，距第一篇文章五十四年。科斯提供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可能性。这个研究纲领需要有人拿起这套工具，把它用到实质性的制度问题上。有两个人在此后二十年里做了这件事，奥利弗·威廉姆森和道格拉斯·诺思。再过一代人，达龙·阿西莫格鲁提供了那个把这套工具变成学科主流研究纲领的经验识别策略。科斯在反凯恩斯革命时期群组中的关系位置，见科斯节点。桥已经架好了。
第二波在科斯架的桥上建起了三样东西：一套把企业当作治理结构的理论（奥利弗·威廉姆森），一套把国家当作制度构型的理论（诺思），以及一个把这套框架变成研究纲领的经验识别策略（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最后这一样，即工具变量革命，在米切尔的测量纲领失败的地方成功了。
奥利弗·威廉姆森从伯克利出发，在整个1970和1980年代把科斯1937年的问题建成了一套关于组织形式的理论。《市场与层级制》（1975）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是这套框架的宣言。按威廉姆森的说法，企业只是若干可用来组织交易的治理结构之一，其余的还有现货市场交易、长期契约这类混合形式，以及层级制企业内部的统一所有权。哪一种结构有效率，取决于交易的三项属性。资产专用性是威廉姆森的关键概念，指一项资产被专门化到某一特定用途或特定关系上，改作他用就会贬值的程度。紧挨着某一座发电厂的煤矿资产专用性很高，标准化的大宗商品则完全没有。另外两项是对未来偶发情形的不确定性，以及重复交易的频率。当高资产专用性遇上不确定性，敲竹杠和机会主义这些契约风险就会冒出来。形式化的建模处理见《经济学》第18章。实质主张是：对于那些风险结构使契约治理代价高到无法承受的交易，企业就是理性的回应。威廉姆森引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作为基础，这项论证在认知基础一侧的内容归行为经济学谱系处理。凡是制度选择要紧的分析问题，企业即生产函数这一教科书式的新古典处理，都被企业即治理结构取代了。
道格拉斯·诺思把框架往外推。威廉姆森问的是企业如何组织交易，诺思问的是国家如何组织自身。《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是那次综合。按诺思的说法，制度就是博弈规则，它们通过给重复互动定型来降低不确定性，而它们的长期经济后果就是长期经济结果本身。由此推出两项主张。第一项是制度可以既低效又持久，因为路径依赖，即当下的构型取决于产生它的那段历史变迁序列，早期的微小优势被网络效应和报酬递增锁定下来，转换成本又挡住了向更好安排的过渡，这一机制在国家制度史的层面上起作用，正如它在技术层面上起作用一样。QWERTY 键盘这个案例是保罗·戴维举的例子，被布赖恩·阿瑟的报酬递增锁定理论一般化，进而延伸到宪政体制。第二项是，成功的经济体是那些其制度在最广泛的生产性活动上降低了交易成本的经济体。因此，各国之间持久的收入差距是制度性的：制度构型具有攫取性的国家一直穷，产权保障牢固的国家富了起来。这套框架是一个等待中的研究纲领，它欠缺的是识别。哈耶克与诺思在“制度即规则”和路径依赖上意见一致，分歧在于设计是否可能。哈耶克把自发秩序框定为反对设计、为市场辩护的理由，诺思则把制度框定为经济理论必须解释的被解释项。奥地利学派纲领在第6章。
如果人人换过去都会更好，低效的制度为什么还持续存在？诺思的回答是路径依赖：报酬递增加上转换成本，把早早领先的那一方锁定下来，不管它有没有效率。这里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标准，A 和 B，采用的人越多，各自的支付越高。给其中一个标准一点早期优势，再设定转换成本。给更差的那个标准一点早期领先，再配上高转换成本，它就会锁定下来，而且在你试图把它撬走时依然锁着。
图15.2（可交互）。 标准 A 有效率，即内在支付更高，标准 B 低效率。采用份额按相对支付演化，并带网络效应放大。转换成本设定出一条滞回带。给 B 一点早期领先并配上高转换成本，运行，然后试着把它撬走。
每一次采用都让一个标准对下一个采用者更有价值，这就是保罗·戴维记录下来的 QWERTY 案例，被布赖恩·阿瑟形式化为报酬递增的锁定。转换成本低时，有效率的标准最终总会赢。转换成本高时，早早领先的那一个就锁定下来，此后想把所有人挪到更好的标准上去的尝试会失败，因为没有哪个人肯付出转换成本，去当第一个从大家都还在用的标准上退出来的人。历史被记进了制度构型里，原则上可得的更好安排在实践中够不着。
设$x_t$为处在标准 B 上的份额。每个标准被感知到的支付是内在价值加上一个网络项：$\pi_A = v_A + \lambda(1-x_t)$，$\pi_B = v_B + \lambda x_t$，其中$v_A > v_B$，即 A 有效率，网络强度为$\lambda$。采用者会转向支付更高的标准，但只有在收益超过转换成本$s$时才转：从 B 转到 A 要求$\pi_A - \pi_B > s$。
当$\lambda$大且$s$大时，存在两个稳定均衡（$x^*\approx 0$与$x^*\approx 1$）：到达哪一个取决于最初那点推力。转换成本$s$设定了滞回带的宽度，即便在$v_A > v_B$时也挡住过渡，这就是诺思关于低效制度会持续存在的主张。诺思与哈耶克共有的路径依赖前提，以及他们在设计是否可能上的分歧，见第6章。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提供了识别。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下称 AJR，处理的是那个核心经验难题：制度与收入是相关的，但这一相关同样可以由反向因果解释，富国负担得起好制度，也可以由遗漏变量解释，也许是地理或文化这类别的东西同时驱动着两者。要确立制度对收入的因果效应，AJR 需要一个工具变量：一个能引起制度变异，并且只经由制度而不经由任何其他渠道影响收入的变异来源。他们选中的是17至19世纪欧洲殖民过程中的殖民者死亡率。凡是欧洲移民活得下来的地方，即热带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低的地方，他们带去了仿照母国的政治制度，产权有保障，行政权受约束。凡是活不下来的地方，即死亡率高的地方，他们通过强制劳动体系从当地人口身上榨取能榨取的东西，再把剩余送回本国。早期的殖民制度经由路径依赖一直存续到现代。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命运的逆转》记录下，殖民地的那次逆转，即前殖民时期富庶的地区变穷、前殖民时期贫穷的地区变富，恰恰发生在制度攫取逻辑所预测的地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以一部面向大众的著作巩固了这套框架，用的是攫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这组二分：前者把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在一小撮精英手里，由他们从更广大的人口身上榨取剩余，后者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有保障的产权，以及许多人都用得上的契约执行。这套框架在理论形态上到诺思那里就大体完备了。AJR 在2001至2012年间添上的是识别策略。AJR 那个形式化的回归设定，即以殖民者死亡率为排他性工具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量，以及它的识别诊断，见《经济学》第18章。识别上的主张是：如果（甲）殖民者死亡率能预测欧洲人的定居格局，（乙）定居格局塑造了早期殖民制度，（丙）早期制度存续下来并塑造了现代制度，（丁）殖民者死亡率没有其他影响当前收入的渠道，那么17至19世纪欧洲殖民过程中的殖民者死亡率就是当前制度质量的一个有效工具变量。AJR 所依据的殖民地攫取性制度证据，在经济史卷第10章作历史处理。给新制度经济学的适用范围打下基础的战后发展型国家记录，在经济史卷第14章。
把同一族问题放到两个方法论时代里走一遍。1913年，米切尔想通过记录经济周期的经验规律，让理论从数据中浮现出来，来指认周期的成因。这门学科在1947年裁定这还不够：理论必须被带到数据面前，规律必须在一个识别方式可以事先设定出来的结构模型之下才被解读。米切尔的纲领没能达到这条标准。科斯1937年的文章已经表明，制度问题可以用边际主义的说法提出来。整个1970和1980年代，奥利弗·威廉姆森和诺思建起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边际主义制度理论。到1990年代末，框架完备了，缺的是一个能把理论关系变成这门学科方法论会接受的因果估计的识别策略。AJR 的殖民者死亡率工具变量就是那个策略。米切尔当年问过的同一族问题，即制度造成了什么、它们能解释多少，终于可以按这门学科的方法论标准得到回答，因为这一次答案是用这条标准所要求的结构建模词汇框定的。隔开这两个时代的，是一次具体的失败和一次具体的成功回应。
这个说法并不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做对了的制度主义，老制度主义是做错了的制度主义。米切尔经济周期经验研究的实质内容、康芒斯的法律—制度框架、凡勃伦的演化论批判，都没有被驳倒。被判为方法论上不可接纳的，是老制度主义据以立论的那套经验实践，即不带先行理论结构的测量。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达到这条方法论标准，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条标准所预设的边际主义分析工具。老传统若被要求改宗，就得放弃那个界定了它之所是的框架。这次继承是真实的，但它是一次带着实质代价的继承。制度方法的内容作为研究纲领丢掉了。制度问题存活下来，是因为科斯表明了如何在那个击败了它的框架内部把它提出来。这就是这段历史继承所完成的事情，它既不是那种“这门学科在五十年的非主流之后终于做对了”的辉格式叙事，也不是那种“凡勃伦被追认平反”的翻案叙事。
第二波所产生的那场隐含辩论，是阿西莫格鲁对长期增长问题的制度回答与杰弗里·萨克斯的地理回答之争。萨克斯的论证在《贫穷的终结》（2005）以及一大批发展宏观经济学工作中展开：热带地区的持久贫困有直接的地理成因。疟疾和其他地方性热带病所构成的疾病环境压低了预期寿命，抬高了医疗负担。热带农业的生产率低于温带农业，土层更薄，虫害更多，降雨更不可靠。内陆国家无法直达海运，而海运在历史上一直是最便宜的大宗货运方式。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提出了一项相邻的论证，讨论欧洲经济与军事优势的深层历史来源，把它们定位在欧亚大陆的纬度走向以及可驯化动植物的可得性上。地理这一说并不荒唐。热带气候与当代贫困之间的经验相关性很强。
阿西莫格鲁与萨克斯之争，有一部分是双方在回答不同的问题。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回答的是：在地理条件相近的国家之间，长期增长差异的近因是什么？殖民者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通过大体固定住地理来识别制度这条渠道：处在同一气候带，但因欧洲移民所面对的疾病环境存在外生差异而有着不同殖民制度史的国家，最终落到了不同的长期收入上。在这个问题上，工具变量证据支持制度一方。萨克斯回答的是：热带地区发展的绝对约束是什么？疾病环境、农业生产率、交通可达性，对人均收入有直接效应，而单靠制度改革未必足以克服。第二个问题是真实的，它并不塌缩进第一个。一个热带内陆国家的改革者仍然要面对疟疾负担和高昂的运输成本，建立包容性制度也许必要，但并不充分。两项论证可以同时为真，只要各自应用到它们各自恰当回答的那个问题上。这场辩论一直被框定为制度对地理，往往就是参与者自己这么框的，各方都把对方读成在否认自己的主张。这个框定是错的。近因上的因果工作大部分由制度做，这是工具变量所识别的。地理设定的是这些近因效应在其中运作的绝对约束。工具变量证据并没有证成“制度改革就是充分的政策”，它确实指认出制度是变异所经由的那条近因因果渠道。在历史因果这个问题上，工具变量证据支持制度。在绝对约束这个问题上，地理方面的考虑仍然真实，而且部分独立。这场活的政策辩论，即两项论证遭遇关于援助、治理和发展战略的实际决策之处，延伸到富国穷国导览。
这个案例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博茨瓦纳1966年独立时是地球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四年后发现了钻石，靠一套把租金管住而不是让它耗散掉的制度进入中高收入行列。隔壁的津巴布韦，同一个气候带，资源条件相当，如今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博茨瓦纳的十分之一。人均GDP地图逐年记录着这两条轨迹。
制度与地理之争，是对一个问题的两个回答，还是两个问题？这里有两个模型国家，A 和 B，各自走在几十年的人均 GDP 路径上。分别设定两国的制度质量：把 A 提到 B 之上，两条路径就扇形张开，这是阿西莫格鲁的机制，制度在地理相近的国家之间驱动分化。现在移动地理权重：它把两条路径一起上下平移，这是萨克斯那条渠道，地理是对水平的绝对约束。制度和地理是沿不同的轴在移动这幅图。
图15.3（可交互）。 两条程式化的增长路径。制度质量驱动 A 与 B 之间的分化，这正是殖民者死亡率工具变量所识别的那条轴。地理权重则上下平移两条路径共同的水平，这正是萨克斯所回答的那条轴。这是对“两个问题”结构的一幅程式化示意，不是 AJR 的回归。先动制度，再动地理，看各自沿哪条轴走。
更好的规则会把两个原本相似的国家拉开，这就是工具变量固定住地理所要识别的那个差别。更严酷的地理把两个国家一起压低，这是对水平的一道约束。因为两个滑块沿不同的轴移动这幅图，对比就直接显现出来了：阿西莫格鲁回答的是“什么使地理相近的国家分化”，答案是制度。萨克斯回答的是“热带发展的绝对约束是什么”，答案是地理。
每个国家按$y_t = y_0\,\exp\big[(g_{\text{base}} + k_{\text{inst}}\cdot \text{inst} - k_{\text{geo}}\cdot \text{geoWeight})\,t\big]$增长。制度项$k_{\text{inst}}\cdot\text{inst}$分别进入各国，所以$\text{inst}_A \ne \text{inst}_B$会把路径扇形张开，即分化。地理项$-k_{\text{geo}}\cdot\text{geoWeight}$对两国是共同的，所以它平移水平而不改变差距。
正交性就是要点：制度是在国家之间那条轴上被识别的，这正是殖民者死亡率工具变量所利用的，它大体固定住地理。地理则作用在共同水平那条轴上。排他性约束，即殖民者死亡率只经由制度影响收入，以及估计它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见《经济学》第18章。这个小部件示意的是机制。
到2012年，第二波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框架、一个经验上可信的识别策略，还有一部面向大众的综合之作。制度问题成了受人尊敬的主流经济学。主要人物在关系上的位置，坐落在时间线的现代多元主义时期群组上（诺思、阿西莫格鲁、制度经济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企业—市场二分和诺思的国家制度体制框架，都漏掉了第三种可能。
制度与地理之争一旦遭遇关于援助、治理和发展战略的实际决策，就成了一个活的政策问题。
哈丁1968年作出了那个预测。奥斯特罗姆表明，在那些要紧的案例里，这个预测在经验上是错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属于制度主义传统，但她是一条平行的线而不是一位后继者：她的思想谱系和她的问题都不同于科斯—威廉姆森—诺思这条线，把她当作新制度经济学的延伸，既误读了她的贡献，也误读了她的传统。
加勒特·哈丁1968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公地的悲剧》。这篇文章的中心图景是一片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每个牧民从多放一头牲畜中得到全部好处，过度放牧的代价却由所有使用者分摊。每一个多放一头的个体决定都是理性的，加总起来就是过牧，牧场毁掉，所有人的全部使用价值损失殆尽。哈丁把这项论证一般化：任何公共池塘资源，即排他代价高昂而消费具有竞争性的资源，只要听任牧民自便，就会被过度开发。这个范畴在技术上区别于公共物品（非竞争性）、私人物品（竞争且排他）和俱乐部物品（可排他但非竞争）。哈丁考虑的政策选项有两个：把资源私有化，即分配产权，让市场纪律来管住使用；或者通过中央权威来管制，即由国家施加配额、收费或禁令。隐含的框定是要么国家要么市场，而预测是：这两者一个都没有，资源就注定被耗竭。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企业—市场二分和诺思的国家制度体制框架，继承的是同一个框定。公共池塘资源要么被私有化为商品，要么由国家权威治理。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两幅图景里，都没有第三个选项。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1960年代起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她进入这个问题的路径是政治学和农村社会学，而不是科斯或威廉姆森。她受的训练是地方治理分析：当国家不能或不愿出手时，社区如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整个1970和1980年代，她和她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创办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室，建起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地公共池塘资源的案例数据库。《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是那次综合。这本书的论证是经验性的：有据可查的案例表明，一些公共池塘资源数百年来一直由地方制度有效管理着，既没有被私有化，也没有被中央管制。在这些案例里，哈丁的预测是错的。问题是为什么。
案例是具体的。瑞士 Törbel 村的高山牧场五百多年来一直由一套村规治理，村规规定了谁可以在公共草场上放多少牲畜、季节性通道何时开闭、违规如何处罚，而草场并没有被过度放牧。西班牙巴伦西亚和穆尔西亚的huertas灌溉园区数百年来通过灌溉者法庭管理灌溉用水，其中的水利法庭（Tribunal de las Aguas）可上溯至中世纪，它把稀缺的水量分配到数千个小农户身上，有据可查地行之有效，而灌溉系统并没有崩溃。日本的山林入会地（iriaichi）数百年来通过村落协会治理森林和草地的使用，对可以取哪些木材、由谁取、在哪个季节取、违规如何惩罚都有细则，而森林并没有被砍伐殆尽。缅因州的龙虾渔业，即那套由各港渔户非正式划定地界的体系，其制裁手段从割断浮标绳一直到社会排斥，在当代北美的情境里体现出同样的模式。每一个案例里起作用的都是地方制度。奥斯特罗姆此后关于尼泊尔灌溉、印度与菲律宾森林公地、加利福尼亚地下水盆地的案例研究，把这一模式扩展到不同地区、不同气候和不同资源类型。哈丁的预测并没有作为一种理论可能性被驳倒。被驳倒的是它作为一项经验概括。地方制度失败的案例也有据可查，而且为数不少。它们在什么条件下成功，才是那个分析问题，回答它正是这个纲领的设计原则的由来。
从案例记录中，奥斯特罗姆抽象出了她所说的八条设计原则，它们刻画着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清晰界定边界，既包括资源的边界，也包括使用者共同体的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符。集体选择的安排，让大多数使用者能够参与修改规则。对资源状况和使用者行为的积极监督，往往由使用者自己来做。分级制裁，视情节和以往记录，从轻微警告一路升级到重罚。共同体内部可及的、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机制。外部权威对使用者共同体组织权的认可。对于更大的资源，还有分权制企业，即多层嵌套的治理单位，每一层处理不同尺度的问题。这些原则是跨越有据可查之案例的一项经验概括。原则具备的地方，制度存续下来。缺了其中一条或几条的地方，制度往往失败。奥斯特罗姆拒绝把这些原则变成一份清单去照着打勾。案例是具体的，在一个社区管用的东西不保证在别处也管用，这些原则是一种有结构地阅读案例记录的方式。
公地崩溃与公地存续之间，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差别？一片共享渔场每一轮都会再生，使用者从中捕捞。奥斯特罗姆的设计原则只生效寥寥几条时，捕捞跑到再生前面，鱼群崩溃，这就是哈丁的悲剧。把真正管用的那几条打开，监督、分级制裁和清晰边界最吃重，崩溃就止住了，鱼群稳定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而不是一路跌到零。再加上更多原则，或者松开压力，它还会进一步恢复，这正是奥斯特罗姆的发现。差别就在规则上。
图15.4（可交互）。 一个程式化的公共池塘资源。存量按逻辑斯蒂方式再生，被捕捞拉低。生效中的设计原则给过度捕捞封了顶。最吃重的那几条原则，即监督、分级制裁和边界，被加了权，足以翻转结果，这与奥斯特罗姆“各条原则并非同等决定性”的经验概括相合。切换原则，设定压力，然后运行。
哈丁假定唯一的解法要么是私有化，要么是从中央管制。奥斯特罗姆记录下来的那些案例，即瑞士高山牧场、西班牙huertas、日本山林、缅因龙虾渔业，两样都没做，而资源存续了几百年。起作用的是那套规则：监督，让背叛被看见；分级制裁，让惩罚便宜而重犯昂贵；边界，让开放取用的乱局根本不会开始。一条一条地切换，看哪几条把崩溃翻成了存续。具体的规则各管具体的事，而设计空间比国家—市场那组二分要大。
存量按$S_{t+1} = S_t + r\,S_t(1 - S_t/K) - E_t$演化，其中的再生项是逻辑斯蒂式的，内禀增长率为$r$，承载力为$K$，捕捞量为$E_t$。捕捞量是压力$p$被生效中的规则集缩减之后的结果：$E_t = p\cdot S_t \cdot \max(0,\,1 - \sigma\sum_i w_i a_i)$，其中$a_i\in\{0,1\}$表示原则$i$是否生效，$w_i$是它的权重。
各项权重并不相等，监督、分级制裁和边界带着最大的$w_i$，所以那几条重手的组合把稳态从崩溃（$S\to 0$）翻成一个可持续的内点不动点。这是对奥斯特罗姆定性发现的一个程式化模型。那些原则是跨越她全部案例记录的一项经验概括。
多中心治理是奥斯特罗姆用来概括她的案例研究所揭示的那个更广制度模式的用语：多中心治理指的是这样一类制度安排，其中多个决策中心，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公民组织、使用者协会，在没有单一层级权威的情况下相互协调，它是单中心（国家）治理和原子化（纯市场）治理的反面。这个框定的适用面超出公地案例。许多制度环境最好被理解为多中心的：联邦制、网络化的公民社会安排、行业自律团体、公私混合体制。哈丁的框定所确立，并被威廉姆森和诺思继承下来的那组国家—市场二分，只抓住了制度设计空间的一小片。多中心安排占据的正是这组二分漏掉的地带。
奥斯特罗姆归在这里有两条理由。第一条是思想谱系。科斯—威廉姆森—诺思这条线始于科斯1937年的文章，经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框架建起来，再经诺思的国家制度分析延伸出去，最后收在 AJR 的识别策略上。奥斯特罗姆这条线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所取用的农村社会学与政治学传统，经研究室发展出来的系统案例研究方法建起来，再经她与政治学中集体行动理论的交锋延伸出去，即曼瑟·奥尔森那个传统而不是边际主义传统，最后收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的经验综合上。这两条线不共有老师、书目或分析工具。它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共有制度方法，即把制度当作分析对象。到1990和2000年代奥斯特罗姆的工作被吸收进经济学时，两者开始重叠，但这次吸收是两个各自独立之传统的相遇。第二条理由是问题本身。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思问的是：企业的边界和国家的长期制度构型由什么决定？奥斯特罗姆问的是：在不以企业或国家为主要制度载具的情况下，社区如何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在制度单位这个层面上和政策赌注这个层面上，问题都不一样。把奥斯特罗姆当作科斯—威廉姆森—诺思的后继者，就是把她的问题折进他们的问题，丢掉她的贡献中真正独特的东西。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这在学界被解读为一种承认：制度主义传统还有第三根支柱，是国家—市场那个框定没有抓住的。奥斯特罗姆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她在关系上的位置、她通往更广的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那些边，以及她与科斯—威廉姆森—诺思影响路径之间的距离，都出现在时间线的奥斯特罗姆节点。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是活的政策辩论所考虑的那套制度工具箱的一部分（富国穷国导览）。制度设计的空间，比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国家二分看得见的要大。
制度主义传统回归过三次。这种一再出现不是巧合。
第一次回归是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对上边际主义者。促成它的，是边际主义框架解释不了工业化中的美国经济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金钱文化，市场得以运转的那些法律—制度条件，贯穿一个货币—信用经济的周期现象。大萧条使这个促因更加尖锐。按边际主义的说法，经济周期是对一个无摩擦均衡的偏离，本应自我纠正。1930年代显露出来的却是不自我纠正的周期，而解释它需要关注这个框架搁置掉的那些制度特征。米切尔的国民经济研究局曾是这门学科有组织的回应。制度主义时刻过去了，因为方法论标准转过来对着这个传统的经验实践，但那个促因是真实的。经济周期需要制度解释，而这门学科是在击败了提供这一解释的那个传统之后，才在一套新框架之下把它吸收进来的。
第二次回归是科斯、奥利弗·威廉姆森和诺思对上索洛—萨缪尔森的战后综合。促因是各国之间持久的收入差距，战后增长框架靠它那套生产函数工具交代不了。索洛1956年的模型把长期增长差异归给技术、资本和人口，让余值去吸收那些结构变量抓不住的东西。到1980年代，这个余值大得没法忽视，而且持久，并且在要素禀赋相近的国家之间呈现出有规律的格局。诺思的答案，即制度构型决定哪些投入能变得有生产率，重新框定了这个问题。AJR 的识别把这次重新框定变成了一个研究纲领。持久的收入差距需要制度解释，而这门学科是通过扩展自己的框架，而不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方法论，把这一解释吸收进来的。
第三次回归是阿西莫格鲁和奥斯特罗姆早在1990和2000年代就已经展开的那条长弧，2008年之后的反省回过头来印证了它。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年出版，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授出，两者都早于那场被当作反省契机的危机。她的工作不是对危机的回应，而是危机确认了她已经独立耕耘了二十年的东西。阿西莫格鲁在整个2000年代的纲领，大体上也是如此。第三次回归是一个回头才看得见的格局：制度分析本已在进行，而2008年之后的事件使它在全学科范围内显现为那个必需的分析框架。制度性的时刻是具体的。监管俘获：金融监管者的规则制定，被他们名义上本该约束其冒险行为的那些受监管企业塑造着。影子银行：一套在监管边界之外运作的信用创造体系，它所做的期限转换和所加的杠杆，是那套为战后框架设计的监管结构追踪不了的。大而不能倒：规模超过某条线的企业不能被允许倒闭，否则会引发系统性崩溃，这就给它们的经理人一种不对称的激励，让他们去冒险而把损失社会化。这些现象里没有一个是边际主义框架能在不带一套金融制度结构理论的情况下分析的。2008年之后的这场反省，就是金融稳定这个前提被揭示为制度性的。
每一次回归都标记着一个时刻：主流把制度搁置在框架之外的做法在经验上变得站不住了。大萧条与周期问题，持久的收入差距与增长问题，2008年之后的反省与金融稳定问题。
索洛余值只是一条长得多的线上的一站。古典经济学家预期增长会停下来；工业革命证明他们错了；这个余值给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的那一份增长起了名字；内生增长理论随后试着把余值的来源拉进模型里面，而现在悬着的问题是，产生创意的那台引擎本身是不是正在慢下来。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到内生增长这条增长主线，把每一个模型都追到数据不再支持它的那一点。
承载这个传统穿过各次浪潮的主要人物与著作，其关系视图在下方呈现，是从思想史时间线中过滤出的一个子图。
制度经济学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竞争范式。它是那个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凭其搁置性假设提不出来的那些问题。边际主义框架把偏好、技术、产权和交换规则当作外生的，再问由此推出什么样的配置。这些偏好从哪儿来？为什么是这些产权而不是那些产权得到执行？谁的制度构型产生出牢靠的契约执行，谁的又产生出掠夺性的征收？这个框架在它自己的假设内部提不出这些问题。提出它们需要另一套框架，也就是制度的那一套。
制度问题重新冒出来的当代最清楚一例是反垄断复兴，那里市场势力被解读为制度的产物，而不是效率的自然回报，老制度主义的那种读法作为活的政策回来了。
每当这门学科遇上一个被搁置弄成不可见的现象，制度问题就会重新冒出来，而这个框架就近取用手头现成的任何一套制度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新凯恩斯主义综合的处境，究竟是被吸收还是被推翻，由第17章处理。
阿西莫格鲁与萨克斯之争在思想层面上到这里就定下来了。它作为一个活的政策问题，继续在富国穷国导览里展开。与价值、货币、增长、预期诸谱系并列的那条制度主线，贯穿在各条跨章谱系导览中。形式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工具和 AJR 回归的细节，见《经济学》第18章。用形式化福利经济学说法表述的科斯定理，见《经济学》第4章。第三次回归的事件背景在时间线的全球金融危机节点。这些都不能了结制度问题。这是这门学科一再重新遇上，而这个框架一再重新吸收的那个问题。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899）。凡勃伦《企业论》（1904）。康芒斯《制度经济学》（1934）。米切尔《经济周期》（1913）。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科斯《社会成本问题》（1960）。奥利弗·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1975）。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美国经济评论》，2001）。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命运的逆转》（《经济学季刊》，2002）。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哈丁《公地的悲剧》（《科学》，1968）。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2005）。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1952）。缪尔达尔论循环累积因果。库普曼斯《没有理论的测量》（1947）。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