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里其他每一位思想家给出的是贡献，马克思给出的是批判。下面依次是：经济学上的分析工具，社会—历史理论，没有兑现的预测纲领，关于这项事业究竟为何而作的三种仍在争论的解读，以及最后留存下来的东西。
正因为这种不对称，在第3章里给马克思一节篇幅是不够的。一项批判，先把古典学派自己的词汇吃透，再拿这套词汇反过来对付这个学派的结论，就没办法概括成谱系内部又一个位置。它是谱系在盘问自己。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是本书中唯一一位这样的人物：按他自己的理解，他要做的是揭露他所遇到的那门学科对自己的对象看不见的东西。他从内部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一遍，细读斯密、李嘉图、穆勒、魁奈，认真对待他们的范畴，常常替他们挡开后来的批评者，然后拿这些范畴反过来对付这个学派已经得出的结论。他把资本看作一种历史的构造：它生产出特定种类的社会关系，随后又把这些关系当成自然的、永恒的、给定的。他还提出，经济学说本身产生于写下它们的那些条件，因此这门学科的盲点正是它所站位置的症候。
于是有三项彼此缠绕的操作。第一项是内在批判，即不从外部强加标准，而是拿一个立场自己的范畴和前提去对付它自己的结论。马克思并不驳倒劳动价值论，他把它一路推到斯密和李嘉图没有推出的结论上。第二项是把资本分析成一个自我瓦解的历史系统，一种按自身积累逻辑周期性地否定掉自身运转条件的格局。第三项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方法：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制约着它的法律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而关于经济的学说也不能豁免于这种制约。这三项操作分不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要靠历史系统分析，才能解释古典学者静态的范畴为什么会扭曲他们想要描述的东西。历史系统分析又要靠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解释这个学派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经济学作为预测失败了。资本主义没有因内部矛盾而崩溃。产业后备军不是被革命行动消除，而是被福利国家制度和高工会密度驯化了。利润率的经验轨迹也没有按利润率下降定理所要求的那样走。但那套诊断性的词汇比教科书对它的处理所承认的更有分析生命力：异化、商品拜物教、作为结构关系的剥削，以及把阶级当作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收入层级的分析范畴。在政治上拒斥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也在用这些范畴，只是不挂这些标签。
这个立场并不是唯一可选的。马克思学派的复兴自1960年代以来一波波显现，2008年之后尤为集中，它就马克思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分成三种解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罗默 John Roemer、柯亨 G. A. Cohen、埃尔斯特 Jon Elster、赖特 Erik Olin Wright）拿新古典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整套方法把这些主张重做了一遍，接受了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是错的，并把剥削重新表述为对生产性资产的差别产权，以便在重建的基础上保住解释内核。主流否弃是这门学科以行动显示出来的裁断，它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分析上的死胡同，利润率下降定理按置盐的结果在数学上有缺陷，各项预测都失败了，而马克思那里可用的东西不靠这个框架也已被吸收。新马克思阅读（海因里希 Michael Heinrich、巴克豪斯 Hans-Georg Backhaus、赖希尔特 Helmut Reichelt、波斯托恩 Moishe Postone，出自1960年代起在西德发展起来的 Neue Marx-Lektüre）主张，标准解释误读了《资本论》，把劳动价值论当成价格如何形成的模型，而不是对价值形式本身的批判性分析。按这种解读，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在经验上失败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价格理论。§4.5把三者各自最强的形态摆出来，并在它们之间作出裁断。
本章用马克思学派的（Marxian）指那个把马克思的范畴当作智识工作对象的分析传统，其中也包括在政治上拒斥马克思的作者。马克思主义的（Marxist）则指一种带有政党史内容的政治—教义立场。中文里这两个词形本来不作区分，这里刻意分开，因为马克思在分析上留下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正握在马克思学派手里，而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两者混为一谈，留存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就无从描述。
第3章把马克思当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点人物，也就是这个学派走到自我批判与自身界限的那一点。就其所及而言，那样处理是对的。这里的批判则向外走，走向作为一套分析的开创者的马克思，而那套分析是要走出这个学派的。把马克思带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论谱系，在下面的§2里梳理，也贯穿本书的价值论主线导览。马克思在这条谱系中的位置，见思想史时间线的马克思节点。
价值论主线导览梳理了把马克思带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那条来路：斯密的辛苦与麻烦、李嘉图的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马克思为通行技术所作的调整。这里要紧的是结果。按马克思的说法，一件商品的价值，就是在该社会通行的技术条件下，按该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交换价值，也就是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比例，跟着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走。
第一步是剩余价值这个范畴。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即在一段确定时间内劳动的能力。劳动力和别的商品一样是商品，它的价值就是再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包括吃、住、穿、训练，以及养育下一代工人的费用。工人按劳动力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拿到报酬，契约是照办了的。但劳动力一经使用，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它自身的成本。买下一天劳动力的资本家，占有工人在这一天里生产出来的一切，而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工人拿到的报酬更值钱。劳动生产的价值减去劳动以工资形式领回的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它是社会产品被生产性资产所有者占有的形式，也正是它把劳动价值论从一套价格理论变成一套关于这份产品如何分配的说明。
第二步是对剥削的结构性解读。在马克思的技术含义上，这个范畴不是“工人拿得太少”这样的道德指控，而是生产关系的一项结构属性：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被那些占有生产性资产的人占有，无论工资是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还是远高于它，这层关系都成立。一个工会化的高工资行业里的工人，拿着五倍于再生产费用的报酬，他同企业所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与一个只拿维持生存工资的血汗工厂工人是同一种。两种情形在分配上不同，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把两者混同，就把马克思的范畴塌缩成一句加工资便能化解的道德抱怨，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工资上涨恰恰没有化解掉那层结构关系。
把一个工作日程式化地看一遍。一名工人早上八点进厂。到中午，他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足以抵偿这一天耗费的劳动力价值，也就是工资将要买下的食物、住所和补充费用。从中午起工人继续生产，此时生产出来的就是剩余。如果工资是维持生存水平的两倍而不是恰好等于它，结构并不改变，改变的只是“中午”什么时候到来。工资高时，工人上午十点而不是中午就抵偿了劳动力的价值，一天里生产剩余的那一段就是六小时而不是四小时。有酬时间与无酬时间之间的结构关系没有消失，只是挪了位置。
剩余价值一经界定，这套工具的记账范畴就跟着出来。不变资本记作 c，是投在生产资料上的价值：机器、原料、厂房，这些投入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不创造新价值。可变资本记作 v，是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也就是工资总额。它之所以可变，是因为劳动力一经使用便创造新价值，而不是把储存着的价值转移过去。一件商品的总价值分解为三个部分：c，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v，支付出去的工资；s，剩余价值。记账式就是 c + v + s。劳动价值论提供这背后的实体，而这个分解式，就是剩余价值一经命名之后劳动价值论所变成的样子。
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即以价值计的 c/v。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推进，机械化加深，厂房变大，每单位活劳动配上更多死劳动，这个比率上升。马克思的主张是长期性的：在资本积累的长程上有机构成会上升，因为每一轮竞争都奖励那些用机器替代劳动的企业，不跟进的企业被淘汰。这就是利润率下降定理的经验前提。
马克思意义上的利润率是剩余价值除以预付总资本，即 s/(c + v)。它与边际学派的投资回报率不同，后者是一个金融头寸在一期内的收益率。区别有两处：分母把不变资本算进去，作为资本家计算回报的基数。分子则是在资本的完整循环上以价值计量的。剥削率则是 s/v，即剩余对工资总额之比，它是生产过程的一项内部特征，而不是一项投资回报。随着有机构成上升，这两个比率的表现并不相同。
由这个几何关系，利润率下降定理就跟着出来。如果剥削率 s/v 大致不变而有机构成 c/v 上升，那么 s/(c + v) 就下降。直观地说，在每单位劳动上投入更多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把分母放大的速度快过分子能够增长的速度，因为剩余价值来自劳动而不来自机器。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通常缩写为 TRPF，讲的就是在有机构成长期上升的条件下这个几何关系成立。他称它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一条定律，因为他自己就列出了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延长工时或加大劳动强度会提高 s/v，抵消上升的 c/v。资本品部门的生产率改进使不变资本的各要素变便宜，减慢分母的增长。对外贸易可以以低于国内生产的成本供应投入品。产业后备军压低工资，从而在整个经济范围内抬高 s/v。趋势是这些力量的合力，马克思并没有承诺一条单调下降的曲线。
有两项形式化结果承载着这门学科对该定理的裁断。置盐信雄1961年的结果，即置盐定理，表明在实际工资不变、技术变革可行且能降低成本的条件下，均衡利润率不会下降：如果资本家只在按现行价格和工资能提高利润率时才采用一项新技术，那么等到所有企业都采用之后，新的均衡利润率至少不低于原先的水平。斯蒂德曼的《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1977）把这项裁断推得更远。他依斯拉法的路数用实物量重新表述整套价值论的分析工具，表明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在那样的重述下同样站不住。转形问题则是《资本论》第三卷里与之相关的棘手之处：自鲍特凯维兹1907年的批评以来，马克思把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那套程序已被证明在数学上不自洽。它不可能同时保住三件事：总价值等于总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各部门利润率相等。鲍特凯维兹一脉产生了若干重构，它们保留了可辨认的马克思式结构，但马克思写下的那个程序本身走不通。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罗默与斯蒂德曼，也认可这些结果。这套形式化推导属于技术性文献。
亲手推一推马克思的价值记账。把资本有机构成（c/v）往上推，同时按住剥削率（s/v）不动，利润率就下降，这就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然后打开置盐的约束，也就是只在按当前价格和不变的实际工资能提高利润率时才采用一项技术，均衡利润率就不再下降。
图4.1（可交互）。 剥削率固定时，随有机构成上升变化的马克思式利润率 s/(c+v)。马克思的趋势是下降的，置盐的约束则使均衡利润率不再下降。拖动滑块，切换情景。
每个工人配上更多机器，而每个工人身上的剥削不变，剩余就摊薄在一笔更大的资本上，于是利润率下降。除非新机器同时让一切都变便宜，包括决定劳动力价值的那些工资品：那样每个工人身上的剥削就上升，下降被止住。置盐定理把第二种情形一般化了。一项资本家真会采用的技术，既然它按当前价格和工资能提高利润，就不可能压低全经济范围的均衡利润率。
利润率是剩余对预付总资本之比，$r = \dfrac{s}{c+v} = \dfrac{s/v}{(c/v)+1}$。按住 $s/v$ 不动而抬高 $c/v$，$r$ 就往下走。
置盐的条件：如果一项技术只在按通行价格和不变实际工资能提高利润率时才被采用，那么采用之后的均衡利润率满足 $r' \ge r$。起反作用的滑块会抬高 $s/v$，抬高的幅度随 $c/v$ 的上升而增加，这正是马克思自己列出的那种抵消。置盐表明，可行的技术变革使这种抵消成为约束性的。
转形问题是同一套记账在第三卷里的棘手之处。两个有机构成不同的部类，按价值计的利润率不同，可是竞争会把利润率拉平。按马克思的程序算一遍，两个总量恒等式（总价格＝总价值；总利润＝总剩余价值）都成立，但马克思是在按价值计价的资本上算出那个统一利润率的，而同一批商品却按生产价格出售。切到鲍特凯维兹修正，它对投入品和产出品一致定价：利润率真的拉平了，但马克思那两个总量恒等式此时有一个破了。
图4.2（可交互）。 转形问题的两大部类示意（第一部类生产资本品，第二部类生产工资品，剥削率固定在100%）。柱形是各部类的利润率。价值方案：不相等。马克思的程序：按构造相等，但算在按价值计价的资本上。鲍特凯维兹：算在一致计价的资本上而相等，代价是牺牲一个总量恒等式。这是对鲍特凯维兹1907年结果的简化说明，完整处理见斯蒂德曼《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1977）。
马克思想把利润按价值加总，再作为一个平均率在各部类之间重新分配，可这样的再分配也改变了投入品的价格，程序合不拢。同一件商品作为投入是一个价格，作为产出又是另一个价格。一旦对投入和产出一致定价，你要么把利润率拉平，要么保住马克思那两个总量，二者不可得兼。
按价值计，部类 $i$ 的利润率是 $s_i/(c_i+v_i)$，有机构成不同时各部类的这个比率也不同。马克思定下一个统一利润率 $R=\sum s_i/\sum(c_i+v_i)$ 与生产价格 $p_i=(c_i+v_i)(1+R)$，于是 $\sum p_i=\sum W_i$ 与 $\sum \text{profit}=\sum s_i$ 同时成立。
鲍特凯维兹把资本品定价为 $x$，工资品定价为 $y$，解 $W_I x=(c_I x+v_I y)(1+\rho)$ 与 $W_{II} y=(c_{II} x+v_{II} y)(1+\rho)$，求出统一的 $\rho$。在总价格等于总价值这一归一化条件下，总利润不再等于总剩余价值，读数报告的就是那个余额。
既然这套分析工具的核心预测性定理有缺陷，何必还要它？因为置盐击败的不是剩余价值，不是对剥削的结构性解读，也不是把阶级当作一种关系的分析范畴。置盐击败的是这个主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利润率长期下降，降向一个引发危机的最低点。至于剩余价值被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占有这个主张，也就是关于雇佣关系的那个结构事实，它讲的是关系的形式，它站住了。马克思的位置与作为著作的《资本论》在时间线上以关系的方式呈现。
在预测失败之后留存下来的，是一套词汇。四个范畴，每一个都就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某种特定社会关系提出一项结构性主张，每一个都在做不依赖那些预测的分析工作，而且没有别的传统给出过对应物。异化、商品拜物教、原始积累、产业后备军。
在马克思的技术含义上，异化指资本主义生产下工人在四个方面被结构性地异化出去。这个范畴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以改变了的形态一直延续到《资本论》。术语有变，结构是连续的。
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出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成了资本家的财产。工人缝好的鞋进了仓库，工人对它没有任何权利主张，可能买不起它，也再不会见到它。结构上的事实是：生产活动终结于一件属于别人的东西，这由关系的形式决定，与当事双方对此作何感想无关。
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过程本身是按资本积累的要求组织起来的。节奏、强度、工序，以及工具怎么用，这些都由企业的竞争位置决定。工人执行的是一套在别处定好结构的过程。异化之处在于，生产活动不再是工人自己的活动，不像手艺活曾经是工匠自己的活动那样。
与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用这个词指他所认定的人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有能力创造性地、有意图地生产，按照动手之前先在心里成形的构想去改造自然。雇佣劳动把生产围绕资本的要求组织起来，于是把工人从这种一般人类形态的生产—创造能力上异化开来。工人仍然具备这种能力，在工作之外未被异化的活动里还用得上，但在生产内部，那种在人身上最具区别性的活动，已被组织成表达企业的逻辑而不是工人的逻辑。
人与人相异化。雇佣关系使人原子化。工人彼此争夺岗位，争夺计件奖金，争夺企业层级里的升迁。车间的结构使协调这件事由资本来做，工人自己对活动的组织在其中没有位置。团结即使形成，也是逆着雇佣关系的结构形成的。
这四重异化描述的都是雇佣关系下生产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一个在高薪岗位上心满意足的工人，同一个在不稳定岗位上心怀不满的工人，处在同一种异化关系里，正如高工资工人与低工资工人处在同一种剥削关系里。把异化对应到工作满意度上的通俗马克思主义读法，正是这个范畴当初要拒斥的东西。
商品拜物教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那一段文字一百五十年来都不易读。在普遍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谁为谁劳动、按什么条件、得什么报酬，在生产者看来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生产者把自己的产品体验为支配着他们的独立力量。马克思举的例子是一张木桌。作为一件普通器物，桌子是木头，经劳动接榫成形，可以拿来放东西。可是一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马克思写道，它“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它获得了一些属性，一个价格、一个市场位置、同其他商品的一层交换关系，而这些并不是木头的属性，只是木头因为成了商品而看上去具有的属性。
在商品生产下，把劳动分配到各类工作上的这一社会行为是间接完成的，要通过市场：生产者并不面对面地协调，他们把产品交给市场，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劳动值多少。市场中介了劳动的社会分配，而生产者把这种中介体验为商品自身的属性。面包的价格就是面包生产上的社会劳动，通过市场关系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生产者只看见价格，价格里那份社会分配的内容对他们是不可见的。拜物教就是这种误认的分析名称，是普遍商品生产向自己的参与者呈现自身时所采取的结构形式。
§4.5里新马克思阅读所动用的词汇，在这里界定。使用价值是一件东西在性质上的有用性，即这张桌子派得上什么用场。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数量比例。价值是那个社会实体，即普遍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抽象人类劳动，交换价值是它的表现形式。价值形式是价值在商品、货币、资本之间运动时所采取的形式。海因里希的论证在§4.5中展开，其要点是《资本论》的主题正是价值形式自身的运作。而使这个论证得以成立的，是对拜物教的结构性解读。
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前提。马克思的用语是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其中的“原始”意为最初的、本源的，而不是粗陋的。雇佣劳动要存在，必须有两件事同时为真：既要有占有生产性资产的资本家，也要有一批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才能活下去的工人。第二个阶级得先被生产出来。原始积累就是那些历史过程的分析名称，圈地、殖民掠夺、公地权利的废除、对农民的暴力剥夺，它们剥夺了一部分人独立谋生的手段，使无产的工人成为一个范畴。英国的圈地、苏格兰高地清洗、作为一种劳动制度供养美洲种植园经济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一开始就结束了的前资本主义插曲。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向新地域扩张所采取的形式，而且仍在运作。
拿苏格兰高地清洗来说就够了。世代在领主土地上放羊、耕种小块田地的佃农被驱逐，有时房子被烧掉，因为地主算下来养羊或办猎场比收租更合算。被剥夺的人或者移民海外，或者迁往工业化的低地，在新工厂里出卖劳动。两条路都喂养了英国的工业扩张。这些剥夺在道德上是什么性质，是实实在在的。分析上的要点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作起点条件的那种“自由劳动”，是由具体的剥夺过程生产出来的，而这个范畴命名的正是这种生产。经济史卷第7章里的工厂制度，先要有这样一次劳动供给的成形。经济史卷第9章处理的大西洋奴隶制，则是原始积累以另一种法律形式出现的典型案例。
时间线上的工业革命节点，给出了这个范畴当初为读懂它而建立起来的那个生产背景。
产业后备军是那个使关系趋于均衡的机制。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同在业工人争夺岗位，把工资压向劳动力的价值。资本扩张把工人吸进来时，产业后备军缩小，工资上升，剥削率下降。资本扩张放缓或技术变革排挤工人时，产业后备军扩大，工资下降，剥削率回升。这个机制使那层关系稳定下来。马克思由此推断，资本主义不废除自身就废除不了失业，因为雇佣关系要运转，就需要产业后备军的这种约束力。
二十世纪下半叶直接检验了产业后备军。福利国家制度（失业保险、公共医疗、退休制度）、高工会密度和充分就业的政策体制，造出了这样的战后劳动市场：工人的保留工资远高于劳动力的价值，失业的约束力被大幅削弱。产业后备军被驯化了。这个范畴的结构性框定挺过了这一关。被驯化的是这个机制运作的参数，资本主义下的工资形成仍然受制于一批可以替代在业工人的人口。参数的移动究竟算证伪还是算容纳，是第4.4节要处理的问题。
拜物教所命名的那种协调，正是主流这套工具所称颂的协调。哈耶克为价格体系所作的论证，经济学卷第1章把它作为分散配置的标准说法陈述出来，其要点是：一个价格携带着任何单个生产者都不掌握的信息，所以得克萨斯的棉农与伦敦的衬衫买主，从不见面也能协调起来。马克思是从生产者那一端来描述同一个机制的。两种说法一致认为生产者看不见价格正在做什么，分歧只在于：这究竟是这套体系的成就，还是它特有的幻觉。
战后的工资上涨，究竟是对马克思那套机制的驳倒，还是这套机制内部的一次参数移动？把产业后备军往下拖，也就是福利国家、工会密度和充分就业政策所做的事，工资就升到劳动力价值之上，而机制本身没有变。切到“机制被驳倒”，工资就与劳动市场的松弛完全脱钩。历史记录支持前一种。
图4.3（可交互）。 工资相对于劳动力价值的比值，随劳动市场松弛程度而变。“机制未变”：工资跟着松弛程度走，这就是马克思的那层关系，所以缩小产业后备军会抬高工资，而关系本身不变。阴影带标出福利国家之前的高松弛体制和战后的低松弛体制。示意用图，将来会由实际的工资份额序列取代这些程式化的带。
压住工资的就是失业，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政策把失业缩小了，于是工资上升。可是松弛程度决定工资这件事本身，正是马克思的机制。它并没有不再成立，只是输入挪了位置。把战后的工资上涨读成驳倒，是把参数变了当成了规律变了。
在马克思成熟的表述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项关于如何解释社会的方法论主张。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就是生产力（生产上的技术能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性资产归谁所有、劳动如何组织的法律形式与习惯形式），构成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赖以生长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中的变化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并带动上层建筑的变化。这项主张说的是，在解释一种学说、一项制度、一种政治形式时，应当先看哪里。
教科书的漫画式说法把这讲成单向决定论：经济导致政治，政治是附带现象，观念是阶级利益的反射。恩格斯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至1894年间致康拉德·施密特的几封信，针对的正是这种漫画。恩格斯坚持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政治形式反作用于经济结构，意识形态有自身半自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决定是“归根到底”的，不是“直接”的。这些限定把方法说对了。受攻击的是那幅漫画，认真使用这个框架的人并不那样用它。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是这个方法的实际操作：分析路易·波拿巴如何在1848年之后的几年里上台，以及这次上台暴露了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什么。这本书透过阶级利益的格局来读它的政治对象，资产阶级、农民、流氓无产阶级、金融派与工业派的对立，同时并不把政治能动性化约为经济利益。波拿巴利用的是阶级各派系彼此不可调和所造成的真实政治空隙。他不是其中任何一派的傀儡，书里把他的能动性写得有效而出人意料。这个方法所主张的只是：政治形式要放到它所中介的阶级结构里才变得可理解，关于政治的学说也要放到它们所表达的阶级位置里才变得可理解。
把这个方法用到经济学说本身上。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恰好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被人阅读时取代了劳动价值论。把它当作这个方法应当能够交代的一次学说变迁，就能得到一个部分的解释：劳动价值论走到尽头，出口正是马克思，而那门转而采用边际效用、不再沿劳动价值论走下去的学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卸下劳动价值论已经开始承载的那份政治负荷。这是第5章从边际学派那一侧接手的史学主张的镜像：取而代之的那个纲领有一部分政治工作要做，无论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自己是否意识到在做这件事。
有四项预测要紧，每一项都以自己的方式被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录证伪。
| 预测 | 马克思的框架 | 历史记录 |
|---|---|---|
| 资本主义的走向 | 因内部矛盾而崩溃 | 福利国家、受监管的资本主义与战后增长驯化了这些矛盾 |
| 产业后备军 | 只有以革命废除资本主义才能消除 | 被福利国家制度与高工会密度驯化 |
| 中间阶级 | 无产阶级化 → 与产业工人结成革命的联合 | 战后中产阶级成形，出现专业管理阶层，没有统一的革命主体 |
| 利润率 | 依利润率下降定理，长期下降 | 没有明确的下降趋势。置盐的结果击败了标准形式的这条定理 |
失败之一：资本主义没有因内部矛盾而崩溃。马克思的框架预期，利润率下降，资本长期集中，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会造成这个系统无法容纳的矛盾：危机周期性发生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以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告终。二十世纪没有走出这条轨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历了几场大危机，1873年、1929年、1973年、2008年，都没有崩溃。福利国家制度吸收了失业的社会代价。监管体制约束了金融投机，尽管做得并不完善。1945至1973年的战后增长使工业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实际工资大幅上升，削弱了日益贫困化这个前提。每一次危机之后都跟着一次制度重组，解决了当下的失灵方式，却没有废除这个系统。经济史卷第14章讲述了做这份吸收工作的战后制度体制。
失败之二：产业后备军是被驯化，不是被消除。马克思的框架把产业后备军看作雇佣劳动所必需的约束机制，充分就业只有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关系才能实现。战后的充分就业体制，高工会密度、部门层面的工资谈判、社会保险、按菲利普斯曲线做的需求管理，在几十年里造出了这样的劳动市场：约束力被削弱，而雇佣关系并没有被废除。1950和1960年代西德、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工会会员，保留工资远高于劳动力的价值，拒绝某个具体岗位的代价很低。雇佣关系照旧存在，约束机制则受到制度的限制，而这种限制持续得够久，足以算作一项证据：马克思当作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必然特征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调节的参数。经济史卷第12章与经济史卷第14章承载这段制度史。
失败之三：中间阶级没有同产业工人联合起来。马克思的框架预测，资本主义发展会使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也就是小业主、手艺人、职员、专业人员会被碾进雇佣劳动的大军里，形成一个统一的革命主体。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给出的是另一种结果。雇佣劳动极大地扩张了，但挣工资的人口是分化而不是同质化。一个专业管理阶层发育起来，以薪金形式、教育文凭、就业保障，以及认同企业而不是对抗企业，同产业工人阶级区别开来。白领工作的扩张快过蓝领，而白领劳动力并不把自己看作无产阶级。这个框架所预期的那个统一的革命主体没有集合起来。失败之处很具体：就工资依附程度上升这层意思而言，无产阶级化确实发生了。就同产业工人形成阶级统一这层意思而言，无产阶级化没有发生。
失败之四：利润率的经验轨迹没有按利润率下降定理所要求的那样走。§4.2里置盐的裁断，已经是这一论证在形式一侧的一半。另一半由经验记录承担。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利润率的长期估算，并未显示该定理所要求的长期下降。有若干盈利能力下降的时段，美国1965至1982年的下降、2008年之后的减速，也有若干回升的时段，但整条轨迹并不是一条通向某个引发危机的最低点的下行路。布伦纳关于1973年之后长期下行的研究主张，1970年代的下降应作结构性解释，来自国际竞争对已装机产能的压力，而不是来自标准的利润率下降定理。按马克思提出的形式，这条标准定理在经验记录面前站不住，与它在置盐面前站不住的程度一样。
马克思的危机机制，即利润率下降、生产过剩、资本集中，就是这里所陈述的理论。把它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对照起来看，两者都预言资本主义会自我毁灭，机制却相反：马克思靠盈利能力被挤压，熊彼特靠那种一面更新系统，一面摧毁在位者的创新。
正确的解读落在两种失败方式之间。朴素的证伪，即预测失败了所以这个框架已经死了，是错的，因为它把预测纲领与诊断词汇混为一谈。§4.3的诊断范畴是关于各类社会关系的结构—分析主张，而§4.4里失败的东西并不直接触及它们。朴素的辩护，即这个框架不可证伪所以它完好无损，则错在相反的方向，因为它假装预测纲领从来不是检验所在。预测纲领是实质性的：资本主义会崩溃，产业后备军会被消除，中间阶级会无产阶级化，利润率会下降。历史记录把每一条都证伪了。硬说马克思的主张一向纯粹是结构性的，等于为了让这套经济学免于经验上的失败而把它的实质掏空。诚实的立场是：这个纲领有一部分是实质性的预测，而那一部分被证伪了。诊断词汇留存下来，是因为它做的是另一种工作。
图4.4列出了四项失败。在这里可以把每一项预测与历史记录并排放着，看两条路径究竟在哪里分开。要紧的是每一次分开的具体形状，而把一项失败的预测同一个被掏空的框架区分开来，靠的正是这个。
图4.5（可交互）。 每个维度上，马克思的框架所预测的轨迹与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录对照，均已指数化。这些序列是对定性分歧的程式化示意，不是有出处的数据集，将来会由有出处的实际序列取代。
一项预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失败。“崩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制度吸收了每一次危机。“产业后备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一个参数动了而机制守住了，见图4.3。“联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劳动人口分化而不是同质化。“利润率”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看不到长期下降，而置盐说明了为什么，见图4.1。把具体是哪一种分歧说出来，正是把一项被证伪的预测同一个挺过它的诊断范畴分开的办法。
马克思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取决于谁在读它。马克思学派的复兴自1960年代持续至今，2008年之后尤为集中，它分成三种解读，每一种都是一个自洽的研究纲领，对这项事业为何而作各有实质性的立场。
| 维度 |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 主流否弃 | 新马克思阅读（海因里希等） |
|---|---|---|---|
| 代表人物 | 罗默、柯亨、埃尔斯特、赖特 | 学科以行动显示出来的裁断。置盐与斯蒂德曼是其中的形式化环节 | 海因里希、巴克豪斯、赖希尔特、波斯托恩 |
| 接受什么 | 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是错的，预测纲领失败了 | 交易成本式的推理、作为投票集团的阶级、资本集中，不借助这个框架也能吸收 | 劳动价值论不是价格理论，标准解释误读了文本 |
| 拒斥什么 | 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工具、利润率下降定理、贫困化预测 | 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定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项预测 | 把标准解释当作价格理论的误读，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 |
| 保留什么 | 阶级、剥削、历史变迁，安放在重建的基础之上 | 那些不用这个框架的词汇也已被吸收进来的东西 | 作为价值形式批判的《资本论》 |
| 核心洞见 | 剥削即对生产性资产的差别产权 | 马克思的框架不是经济学仍在推进的前沿 | 价值形式分析才是《资本论》一直在做的事 |
按住一根轴不动，换解读。三种解读重新诠释的是同一套分析工具，所以一套劳动价值论承载着三份裁断。此图把三个立场各自最强的形态呈现出来。三者之间的裁断在§4.5的收尾和§4.6里。
图4.7（可交互）。 三种解读各自如何处理三根轴：劳动价值论、剥削，以及2008年印证了什么，没有印证什么。每一格都取其最强形态。按住一根轴切换解读，即可对照。本章的裁断有意留在正文里。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把这个框架放进当代分析哲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里重做一遍的重述。约翰·罗默的《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是这个纲领在经济学上的中心陈述：用博弈论重新表述剥削，保住马克思所指认的那个结构事实，而不再拿劳动价值论作它的分析基础。罗默的论证是，剥削可以直接用对生产性资产的差别产权来定义。如果在对另一个联盟所拥有资产作反事实再分配的情形下，某个行动者联盟会变得更好而另一个联盟会变得更差，那么前一个联盟就是被剥削的。这个定义不要求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只要求存在一种资产所有权结构，这种结构经由通常的市场过程运作，造出一个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他人的阶级，以及一个靠财产被供养的阶级。
G. A. 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1978）是方法论上的同伴之作：用分析哲学的工具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生产力解释生产关系”这一核心主张辩护。乔恩·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1985）把这个框架放到方法论个人主义里重做了一遍。埃里克·奥林·赖特的《阶级》（Class Counts，1997）以“矛盾的阶级位置”为基础，做出了适配当代职业结构的经验阶级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合起来产生的，是一个执业经济学家所能拿到的、对马克思框架最站得住的重构。价格理论没有了。利润率下降定理没有了。实质性的预测内容也没有了。留下来的是一套自洽的阶级理论，把阶级看作差别的产权关系；一套剥削理论，把剥削看作这些关系的一项结构特征；以及一个用这些范畴研究当代经济的经验研究纲领。这个重述在内部是严整的，它接受这门学科对劳动价值论的裁断，也保住了马克思分析贡献中独特的东西。代价是，保住的东西已经不再明显是马克思的了，重建后的基础所做的概念工作，与它所取代的劳动价值论大不相同。
一次自洽的左翼重构之后，马克思学派的哪一套分析工具还站得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把剥削理解为产权这一步，丢掉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转形问题所设的约束，即鲍特凯维兹1907年的结果，见图4.2，会限住任何一条想要把它保留下来的支线。
主流否弃是这门学科以行动显示出来的裁断，它体现在经济学系教什么和期刊发什么上，而不体现在某一篇文章里。这门学科并不驳倒马克思，它不与马克思交锋。在多数研究生项目里，马克思不在教学大纲上。这种否弃是经过掂量的：这个框架不是这个领域仍在推进的前沿，而与它交锋的机会成本相当高。
这种否弃立在四步实质性的论证上。第一，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是错的。实际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供给、需求，以及以边际成本为约束的竞争性均衡决定的。第5章（边际革命）所讲的从萨拉曼卡到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谱系，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这一裁断，也就是说，在价格理论这个问题上，这门学科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见一致。
第二，按置盐的结果，利润率下降定理在数学上有缺陷，回到§4.2。这个结果是稳健的，这套形式化推导已被审视六十年，标准形式的这条定理经不起审视。自1980年代以来，这门学科没有再重审此事。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各项预测失败了。§4.4的四项失败被视作决定性的。资本主义没有崩溃，产业后备军被驯化，中间阶级没有联合，利润率没有下降。每一项都是经验问题，每一项都由历史记录了结了。作出这些预测的框架，没有一条既保住预测又能自救的路，而凡是放弃这些预测的自救路线，放弃的正是这个框架在实质上主张过的东西。
第四，马克思那里可用的东西已经不靠这个框架被吸收了。对企业为何存在的交易成本分析，科斯与威廉姆森的工作，抓住了马克思对资本与企业的分析所指向的一部分。现代政治经济学里把阶级当作投票集团的做法，抓住了对阶级作结构分析的一部分。资本集中在产业组织内部得到研究。这门学科手里有这个框架想要触及的那些分析工具，只是所用的词汇不需要劳动价值论。由此，在主流否弃看来，一个执业经济学家没有多少理由从马克思出发。
主流否弃是一个严肃的立场，由严肃的经济学家按刚才列出的这些理由持有。
新马克思阅读就是 Neue Marx-Lektüre，1960年代起由巴克豪斯和赖希尔特在西德发展起来，经米夏埃尔·海因里希的《〈资本论〉三卷本导读》（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Capital，2004年德文版，2012年英译）和莫伊舍·波斯托恩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1993）进入英语文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主流否弃，就劳动价值论想要做什么这一层而言，共享着同一种对马克思的标准解释。新马克思阅读主张，这种标准解释从一开始就是对《资本论》的误读。
海因里希的核心主张是：劳动价值论不是一套关于特定市场上价格如何被决定的理论，把它当成那样的理论，就误认了《资本论》的主题。《资本论》是一本关于价值形式的书，讲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造就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产品采取承载价值的商品形式，货币显现为一种自行运动的实体，资本显现为一种约束并支配自己的生产者的力量。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会作出“价格跟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走”的预测，而经验证据把它证伪了，可这并不是《资本论》在作的预测。那是标准解释强加给《资本论》的预测，因为它把这本书读成李嘉图价格理论的延续，而不是读成对李嘉图视为当然的那些范畴的批判。
文本依据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价值形式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按标准解读，这一章是为全书后面要建的劳动价值论价格模型所作的预备性搭架。按新马克思阅读，这一章就是全书。它说明了《资本论》分析的是什么，即价值形式，也就是社会劳动在普遍商品生产条件下所采取的形式。《资本论》其余部分考察的，则是这个形式如何经由商品、货币、资本展开。
对商品拜物教的结构性解读（§4.3）正是使这个论证自洽的东西。假如拜物教只是一个比喻，价值形式分析就成了架在一个比喻上的形而上学上层建筑。正因为拜物教是对社会中介在商品生产下如何显现的结构性说明，价值形式分析才是它在分析上的延伸。波斯托恩补充说，生产价值的那种劳动是一种被抽象化的社会形式，即“抽象劳动”，为资本主义所特有，而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正是这一社会形式本身。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不是工人应当夺回自己生产的剩余，那样做会让价值形式原封不动，而是价值形式本身才是这份批判所要越过的东西。
按新马克思阅读，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在经验上的失败无关紧要，因为劳动价值论从来不是价格理论。置盐的裁断针对标准解释是对的，针对新马克思阅读则不着边际。§4.4的四项失败，作为对按标准方式读出的那个框架的证伪，都是真实的，新马克思阅读对每一项都接受。但那些诊断范畴，异化、拜物教、作为结构关系的剥削、作为社会中介的价值形式，都留存下来了，因为它们从头就是那份分析本身。那些预测是对价值形式分析并未授权的范畴的误用。这究竟算忠实地读《资本论》还是想象力丰富地读它，仍有争议。文献学上的论据是扎实的，而这个立场如今在欧陆的马克思研究中占主导。
三种解读摆下之后，2008年就成了一个可以辨认其类型的事件。《资本论》的销量在整个2009年猛增，读书会遍地出现，戴维·哈维的网络讲座系列累计上百万次观看，Verso 版一版接一版售罄。这股热潮随着金融体系稳定下来，到2014年逐渐消退。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公众对马克思经济学最大的一次参与高峰。
什么得到了印证，什么没有，取决于所指为何。没有得到印证的是标准形式的利润率下降定理。2008年危机看上去不像一场利润率下降型的危机。它起于金融部门，起于抵押贷款支持资产价值的崩塌和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冻结，不是起于生产部门盈利能力的长期下降。关于这场危机的宏观文献，无论主流传统还是非主流经济学传统，都没有援引利润率下降定理。谁要说2008年在这个意义上印证了马克思，就夸大了这场危机所展示的东西。
得到印证的是那套把危机看作资本积累的内生结果而不是外生冲击的诊断词汇。进入2008年时，主流宏观把金融脆弱性当成沃尔克之后的体制已经收拾掉的东西，“大缓和”文献把1985年之后的时期读成政策已经稳住宏观经济的证据。这场危机把那种读法证伪了。资本自身的积累逻辑造出了破裂时的那个格局：杠杆、资产价格形成和影子银行的内部动态，在寻常的扩张过程中累积起脆弱性。马克思笔下那幅资本周期性否定自身增殖条件的图景，比大缓和的图景更贴合这一切。虚拟资本是马克思用来指那些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的范畴，它们像资本一样流通。作为这场危机所围绕的金融资产崩塌的名称，这个范畴重新获得了分析生命力。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在衰退导览中处理，它紧挨着马克思学派传统，却不属于这一传统。布伦纳的长期下行论与明斯基的假说，在2008年之后的大量文献里被放在一起读。
马克思对福利经济学的挑战在于：福利经济学定理所说的“均衡即帕累托有效”这一结果，预设了现有的生产性资产产权分配是正当的，而马克思的阶级范畴正是为盘问这一点而建的。帕累托有效对起点上的分配本身站不站得住，不置一词。这套实质性的分析在经济学卷第3章里。马克思添上的是一项要求：这个框架当作给定的那个分配，得给出理由。
有人把斯拉法算进马克思学派的复兴。斯拉法体系连同剑桥资本争论，是另一个纲领，在第5章（边际革命）以及本书的分配主线导览中处理。布伦纳的长期下行论把1973年之后的停滞框定为国际竞争对已装机产能的压力。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两个传统，普雷维什、弗兰克、沃勒斯坦，经由发展经济学承自马克思学派的范畴，对它们的实质处理转到第17章。
马克思的挑战落在一条具体的定理上。经济学卷第11章陈述的第二福利定理主张，只要先用一次总付转移重新分配禀赋，任何帕累托有效的配置都能由竞争性市场达到。效率与分配是可以分开处理的两个问题。马克思的阶级范畴否认这种可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布，正是那条定理当作可调参数来处理的那重关系的来源。主流其实已经认下了一半，因为定理所需要的一次总付转移，要求的是任何政府都没有的信息。
新马克思阅读最贴合《资本论》的文本。文献学上的论据是扎实的，而§4.3对拜物教的结构性解读使这一论据自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解释内核，即阶级作为关系、剥削作为结构事实、历史变迁内生于社会产权结构，重建在一个执业经济学家用得上的基础上，把预测纲领留在了身后。主流否弃对它所否弃的大部分东西判断正确：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是错的，利润率下降定理有缺陷，四项预测失败是真的。它出错的地方在于剩下的是什么。对拜物教的结构性解读、对剥削的结构性解读，以及对学说的唯物主义解释，并没有被交易成本经济学或把阶级当作投票集团的政治经济学处理所吸收。那些词汇各自覆盖自己的范围，却触及不到《资本论》一直在做的社会形式分析。主流否弃在正确地让预测纲领退场的同时，把分析上的余留也一并掏空了。
马克思的经济学作为预测失败了，作为诊断成功了。
具体说来，留存下来的是这样几样东西。作为四重结构性异化的异化，在那些以雇佣劳动的结构形式为问题的领域里做着分析工作，与任何一位工人的心理反应无关。作为对社会中介在普遍商品生产下如何向参与者显现的结构性说明的商品拜物教，没有哪个别的传统能在不重新起用马克思那套工具的情况下复制出这份分析。作为生产性资产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结构关系的剥削，无论工资水平如何都成立，这个范畴指认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之形式的一项分析事实，而边际产品那幅要素定价的图景触及不到它。作为对未来剩余的索取权、像资本一样流通的虚拟资本，在2008年之后关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文献里被重新援引。这里每一项都是关于某一类社会关系的结构—分析主张，每一项都挺得过参数的移动，挺得过福利国家的兴起、1973年之后的转折、1980年之后经济的金融化，因为这些范畴锁定的是关系的形式，而不是这个系统的轨迹。
诊断范畴之所以留存，是因为它们做的是哪一类工作。“资本主义会崩溃”“产业后备军只有靠革命才能消除”“利润率会长期下降”这类预测性主张，依赖这个系统的参数继续按框架的机制所要求的那样运作。当福利国家制度、工会密度和充分就业的政策体制把参数移得够远，预测性主张就失败了，因为产生它们的那个机制受到了制度的限制。“在普遍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劳动经由价值形式得到中介”这类结构性主张没有这种依赖。它们描述的是关系的形式，而参数正是作用在这个形式之上的。1970年的福利国家瑞典与2010年的金融化英国，在参数上不同。而形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商品交换、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在两处是同一个形式。
§4.5那份对三种解读的裁断，由此而来。新马克思阅读最贴合《资本论》的文本，因为结构—分析的工作正是这本书一直在做的。标准解释把这本书读成李嘉图价格理论的延续，并从这种延续里继承了一份误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那些想要解释内核而不想要预测纲领的执业经济学家重建了这个框架。重建后的基础并没有保住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所做的一切，但保住的部分足以用这个框架特有的几步去研究当代的阶级结构。主流否弃对它所否弃的东西判断正确：作为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标准形式的利润率下降定理、按受检验的那几层意思讲的历史唯物主义预测。它错在剩下的是什么，因为《资本论》的价值形式分析所围绕的那些范畴，也就是作为社会中介的拜物教、作为结构关系的剥削、对学说何以如此产生的唯物主义解释，并不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或现代政治经济学复制得出来的。
分析上做结构性工作的框架，也就是那些锁定一种关系的形式、一个对象的类型、正在运作的社会中介属于哪一种的框架，能够在预测失败之后留存下来，因为它们做的工作不是预测。分析上做预测性工作的框架，也就是利润率会下降，系统会崩溃，阶级会联合这一类，则无法在预测失败之后留存，因为预测正是这个框架所提供的东西。马克思的经济学两种工作都承担了，而且配合成一种标准解释使人难以拆解的样子。拆解开来，预测上的失败就是失败，而结构性的工作仍然咬得住它的对象。这个教训可以推广：评价一个框架时，第一个问题是它在做哪一类工作，而答案在整个框架里很少是齐一的。
第5章从边际学派那一侧接手取而代之的那个纲领，是§4.4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镜像。第17章把现代的马克思学派后裔，皮凯蒂、布伦纳、哈维，以及明斯基金融不稳定说的传人，安放进更广的现代多元主义图景里。本书的分配主线导览从李嘉图的地租出发，经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经边际产品分配，一路走到皮凯蒂的 r > g，这里对剩余价值的说明是其中一站。不平等导览承载现代的不平等之争，它继承了马克思把分配框定为生产性资产产权结构问题的做法。衰退导览承载现代的衰退之争，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就在那里。
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学说之后发生了什么，苏联的计划、毛泽东时代的发展、古巴的试验、计划传统在1989至1991年的崩塌，由经济史卷第15章处理。作为智识事业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国家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题目，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构成对计划传统经济表现的评价。皮凯蒂列在时间线上，是分配谱系这条主线一路向前所抵达的现代后裔。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资本论》第一卷（1867）、第三卷（恩格斯编，1894）。恩格斯致布洛赫与施密特的书信（1890—94）。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置盐信雄（1961）。斯蒂德曼《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1977）。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罗默《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1985）。赖特《阶级》（Class Counts，1997）。波斯托恩《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1993）。海因里希《〈资本论〉三卷本导读》（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Capital，2004年德文版，2012年英译）。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2006）。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