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什么，哪一门学科看得最清楚？
经济学谈的是市场结构和议价能力。政治学谈的是谁有本事让某些问题根本上不了台面。社会学谈的是那些在任何人开口之前就已经作出决定的结构。它们不是在用不同的词描述同一件事。
经济学看权力：靠代理变量运转的分析工具
“反垄断目前的框架，把竞争锚定在‘消费者福利’上，而消费者福利又被定义为短期的价格效应，这样的框架没有能力捕捉现代经济中市场势力的构造。”
— 莉娜·可汗，“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耶鲁法律杂志》，2017年
可汗的指控不是反垄断这套分析工具算错了数。她说的是，这套工具赖以运转的词汇，也就是“消费者福利”“价格效应”，在分析开始之前就让一整类权力变得不可见。所以，在判断她说得对不对之前，先仔细看看经济学在看权力的时候究竟看见了什么，又是用什么话说出来的。
经济学的核心词汇里没有“权力”这个词。它曾经有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停地谈权力，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都谈：议价能力、阶级、地主对地租的把持。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这套语言扫掉了大半，换上边际产品、要素份额和均衡价格。“权力”剩下的部分被重新编码进四套分析工具，每一套都抓住了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没有一套用到那个词。
市场结构。第一套是从完全竞争一直到垄断的那道谱系。垄断者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这道缺口就是企业的定价能力，经济学能把它精确地量出来。勒纳指数直接从价格里读出加成，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从市场份额里读出集中度。经济学家说“亚马逊有市场势力”的时候，说话的是这套分析工具。De Loecker、Eeckhout与Unger在2020年发现美国的总体加成自1980年以来大约变成了原来的三倍，那就是这套工具在报告：有件很大的事情变了。
信息不对称。第二套讲的是一方知道另一方不知道的事情时会发生什么。看不见司机风险的保险人，观察不到工人努力程度的雇主，明知手上是辆次品车的二手车卖家，每一个都握有信息优势，而这种优势会转化成攫取剩余的能力。经济学把这叫做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代理问题。这是靠不对称构成的权力，被完整地理论化过，却从来没有归到“权力”这个名下。
机制设计。第三套把这套逻辑反过来跑。如果信息不对称让一方能攫取剩余，那么设计游戏规则，也就是设计拍卖、投票程序和合约，就是在设计谁能从谁那里拿走什么。显示原理告诉你，在什么条件下能造出一套让人如实说出自己所知的机制。设计一场FCC频谱拍卖，就是在设计一套权力构造，只不过设计者手上有方程可用。这件事最深的一层是财产本身：任何机制归根结底都要分配谁拥有什么，而这个问题有它自己的经济学、法学与哲学分析工具，财产：法律的、经济的、哲学的那篇导读直接处理了它。
买方垄断。第四套是经济学最近才重新发现的。琼·罗宾逊在1933年给买方垄断命了名：单一买家对卖家握有势力，是垄断的镜像。此后几十年里，竞争性劳动市场这个基准把它假设掉了，工人拿到的就是自己的边际产品，没有别的话可说。后来艾伦·曼宁的《行动中的买方垄断》（2003年），以及Azar-Marinescu-Steinbaum在2020年的集中度研究，给雇主的工资设定势力装上了数字。经济学突然对一件自己说了五十年不存在的东西有了定量的把握。
其中两套可以压成一个数。勒纳指数把定价能力度量为价格相对边际成本的加成：
$$L = \frac{P - MC}{P}$$买方垄断的工资缺口对买方一侧做同样的事，衡量工资落在边际产品之下多远：
$$\eta = \frac{MRP_L - W}{W}$$在完全竞争下两者都等于零。当它们不为零，经济学就已经定位到了权力，并给它标上了坐标，而全程没有写下那个词。
这四套都让经济学能对一件我们平常会叫做权力的事情说出定量的话，但每一套都要求先把问题翻译成市场结构的语言。价格缺口、信息缺口、拍卖规则、工资缺口。问题能扛过这道翻译，经济学度量权力就比谁都准。扛不过，经济学就根本看不见它。
经济思想史里有两条线索径直穿过这套分析工具。制度主义这条学脉，从凡勃伦的地位竞争一路经过科斯、威廉姆森、诺思，到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是经济学最接近于一条始终没让“权力”这个词离开视线的连续传统，它在《经济思想史》的制度主义传统一章里。给经济学重新找回的权力词汇提供数学形式的那套信息不对称与机制设计的形式化工具，则是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革命那一章的主题。
集中度之争是市场结构问题，还是权力问题？
2020年代重新点燃了一场经济学以为自己已经了结的争论：大企业是加成数字追得住的定价问题，还是这些数字在结构上就漏掉的权力问题？答案决定了经济学是已经有工具，还是得去别处借新的。
经济学已经看见了，还是需要一个新词？
“民粹主义的反垄断运动要削弱消费者福利标准……包括近来关于市场势力和劳动市场买方垄断的工作在内，现代经济分析提供了识别并救济真实竞争损害所需要的正确工具。”
— 转述自卡尔·夏皮罗，“民粹主义时代的反垄断”，《国际产业组织杂志》，2018年
夏皮罗要论证的是这套分析工具已经够用。消费者福利标准是一个框架，配上现代产业组织的工具和新的加成与买方垄断证据来跑，能抓住民粹派所指的东西，又不必交出严谨。他所依托的是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这条形式化的学脉，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信息经济学一章所追踪的那套纲领；在那里，“权力”总是被兑换成一项可度量的扭曲。他对可汗那套替代方案的担心在于自由裁量：一个“权力”标准交到监管者手里，是一件没有刃口的工具。
“衡量真实的竞争，需要分析市场底层的结构与动态……而不只是看一笔交易之后消费者价格有没有马上上涨。”
— 莉娜·可汗，《耶鲁法律杂志》，2017年
可汗的回应比经验证据走得更深。这门学科问错了第一顺位的问题：它问“价格效应是多少”，而不问“谁控制着其他所有人只能在里面运作的那套构造”。她所依托的传统比加成文献更老，即布兰代斯一系与制度主义一系，从凡勃伦一路延伸到反垄断改革者，这一系始终把集中的经济权力当作一个政治事实。这条学脉在《经济思想史》的制度主义传统一章里。她与夏皮罗的分歧，在于经济学该把哪个问题当作首要问题。
目前的结论
经济学看权力时看见的东西很多，前提是问题能扛过翻译，被译成市场结构、信息不对称、机制或买方垄断。有时候这道翻译几乎没有损耗：曼宁的买方垄断框架，把老一辈制度主义叙述只能比划一下的工资设定势力，变成了可以定量把握的东西。有时候有损耗：可汗关于平台势力的论证一旦被压进赫芬达尔指数，就会剩下一块残余。经济学在1870年代拿广度换了精确度，这笔买卖做得不亏，这套分析工具比在它之前的任何东西都更锋利。下一个阶段要问的不是这道翻译好不好，而是有没有另一门学科，用过去七十年一直在给这道翻译漏掉的残余绘图。
这篇导读有一件事不做：重新打一遍科技巨头该不该被拆分的官司。那个政策问题，包括救济手段、执法，以及针对具体公司的具体理由，属于科技巨头该被拆分吗？那篇导读。这里我们停在分析工具这一层：每门学科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
可汗一直绕着转的那个问题是谁来决定？这个问题早就在别处被严格地问过很久了。政治学有一套看权力的分析工具。其实是四套，一套叠着一套，而第一套一上来就带着经济学从未试图达到的精确度。
政治学看权力：四张面孔
“A对B拥有权力，其程度取决于他能让B去做B原本不会做的事。”
— 罗伯特·达尔，“权力的概念”，《行为科学》，1957年，第一张面孔
“当A把精力投入到创造或强化某些社会与政治价值……使政治过程的范围被限定为只公开讨论那些对A相对无害的议题时，权力同样在被行使。”
— 彼得·巴克拉克与莫顿·巴拉兹，“权力的两张面孔”，《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62年，第二张面孔
“通过塑造人们的感知、认知与偏好，使他们接受自己在既有秩序中的角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根本不产生不满，这难道不是权力最高级、也最阴险的行使方式吗……？”
—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1974年，第三张面孔
“权力进行生产；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1975年，第四张面孔
把这四段话当作一道阶梯来读。每一个声音都是一次向外的推进：从可观察的决策，推到决策得以运作于其上的议程，再推到偏好本身，最后推到偏好据以形成的那套词汇。每一级都让下面一级看不见的那种权力浮出水面。别忘了，经济学坐在最底下那一级，而且花了五十年把这一级做得非常好。
这里没有哪一章经济学可以依靠。政治学把权力当作自己的基本单位，整门学科就是围着这个名词建起来的，而它对这个名词做了四轮相继的理论化，每一轮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上一轮留下了看不见的东西。
第一张面孔：达尔。权力是可观察的、行为层面的冲突。A想要结果X，B抵抗，A赢了。你能看着它发生，原则上还能量出来。这正是经济学已经站着的那一级：达尔的“A让B去做B原本不会做的事”，与双边垄断中的议价能力是同一个形状。同样的精确度，同样要求权力在某个人的显示行为里留下可见的痕迹。一场工资谈判，雇主拿到了工人原本不会接受的条件，这就是第一张面孔意义上的权力行使，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它的描述几乎会一模一样。
第二张面孔：巴克拉克与巴拉兹。那种让事情根本上不了台面的权力，他们称之为非决策。市议会从来没有就某个问题投过票，因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进入议程，它行使的权力与任何一次记录在案的表决一样真实，却在投票记录里不留痕迹。经济学从这里开始吃力：机制设计和寻租文献够得着一部分，因为动手脚改写游戏规则是一种可辨认的经济行为；但在任何游戏被界定出来之前就发生的议程设置，大体上落在这套分析工具追踪的范围之外。
第三张面孔：卢克斯。那种从一开始就塑造B想要什么的权力。如果A能让B去渴望那个对A有利的结果，就根本不存在可观察的冲突。B心甘情愿地服从，而前两张面孔都需要看得见的抵抗，于是什么也登记不到。卢克斯举的例子是那个从不要求工作场所安全监管的工人，因为他已经把个人责任内化成了理所当然的框架。经济学备好了一套翻译，叫内生偏好。内生偏好模型让偏好可以移动，却不去理论化是谁通过什么机制塑造了哪些偏好，而这个“谁—什么机制—哪些偏好”正是卢克斯主张的全部内容。经济学家的版本留下了数学，丢掉了政治。
第四张面孔：福柯。到这里，翻译彻底垮了。福柯把权力描述为生产性的：是那个话语场把A和B构成为能够站进“A支配B”这种关系里的那类主体。按这种说法，权力不只是压制既有的欲望，它生产出我们随后拿来争论的范畴、规范以至对象本身。蒂莫西·米切尔追溯“经济”如何变成一个有边界、专家可以管理的对象，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作为概念并不存在的东西，他做的就是第四张面孔的分析：经济学视为给定的那个场域是怎么形成的。对此经济学没有分析工具，因为经济学要开始工作，就得先有一个已经形成的场域。
这道阶梯是累积的。对一场可观察的议价冲突来说，第一张面孔仍然是对的工具，第四张并没有让它作废。阶梯显示出来的是，“权力”至少是四种现象，而上面两种不是被经济学低估了，是根本没被处理。
“通过塑造人们的感知、认知与偏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根本不产生不满，这难道不是权力最高级、也最阴险的行使方式吗？”
—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1974年
四张面孔这道阶梯，真的需要四级吗？
这是政治学内部的一场争论；一门学科肯为自己的分析工具吵成这样，说明它把这套工具当回事。
阶梯的上半段做的是经验研究，还是只是文学工作？
“造就赢者通吃式不平等的那场有组织的搏斗，是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打赢的……关键的决策往往是非决策，是那些没有叫的狗。”
— 转述自雅各布·哈克与保罗·皮尔森，《赢者通吃的政治》，2010年
哈克与皮尔森展示了四张面孔这套分析工具怎样作为经验史学运转。他们解释美国的不平等为什么急剧上升却没有引发再分配的反弹，讲的是一个有证据支撑的第二张面孔的故事：有组织的商业利益用几十年时间重塑了议程，使那些本可能遏止不平等上升的政策从来没有被认真考虑过。权力就住在那些从未进入表决的问题里，住在非决策里。这些东西没法从投票记录里还原出来，所以一种第一张面孔式的、数决策的方法（也就是最贴近经济学的那种）会得出结论说，根本没有人行使过权力。
“权力文献里有产出的那一部分，是已经被形式化的那一部分，是能给出可检验预测的那一部分。关于偏好塑造的那些无法被证伪的主张不是测量，而是解释。”
— 理性选择／实证政治理论传统，承自布坎南与图洛克，《同意的计算》，1962年
把形式理论一方的反驳以最强形式重述，它说的是：阶梯的上半段是拿还不起的严谨去换深度。第一张面孔的议价，以及第二张面孔的议程控制中相当一部分，都已经在经济学所用的同一套工具箱里被形式化了，公共选择传统把寻租和议程操纵精确地建了模，这条学脉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公共选择传统一章。但反驳者紧接着说，第三与第四张面孔没有可检验的表述：你总可以把一个安静的人群读作偏好被塑造过的证据，这就让主张变得不可证伪。这项反对意见最强的版本是：上面几张面孔只描述、不预测，而一门想成为科学的学科，应当老实说清自己在做哪一件。
目前的结论
四张面孔是一道阶梯，讲的是一次次向外推进能让你看见什么。第一张面孔与经济学已经在做、而且做得很好的事情干净地重合。第二张一部分落在现代形式化政治理论里，只有一部分落在经济学里，经由机制设计和寻租。第三与第四张则干净地落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本身做不到的地方，不是因为经济学粗疏，而是因为它的分析工具是围着一个不同的第一顺位问题建起来的。政治学把“谁对谁拥有权力，在什么样的格局里”当作首要问题来问。经济学把“在激励相容的交换下会产生什么样的配置”当作首要问题来问，只有当第一个问题硬挤进来时，才会重新捡起权力的说法。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分析工具跟着问题走。
政治学有了这四张面孔，仍然大体上把权力当作行动者所拥有、并且行使的东西，是A对B，哪怕A是一个联盟、行使的动作看不见。有第三种传统完全拒绝这个框定。它把权力看作分布在各种结构之上的东西，在任何行动者动起来之前就已经坐落在安排本身里面，而且它造出了度量这种分布的工具。
社会学看权力：分布在结构里
“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得以超越普通男女的日常环境……他们指挥着现代社会各主要的等级体系与组织。”
— 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年
“资本可以呈现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其他一切资本类型的根源，但是……经济资本那些经过转化、经过伪装的形式，只有在它们掩盖住经济资本是自己根源这一点的限度内，才产生出它们最独特的效果。”
—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1986年
米尔斯与布迪厄在一件事上一致，在几乎其他所有事情上都不一致。两人都坚持权力是社会结构如何安排的一种属性。但他们把结构定位在不同的地方：米尔斯定位在顶端那些环环相扣的位置上，布迪厄定位在那些可以相互兑换、把优势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资本形式上。两种主张都无法干净地翻译进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而翻译的失败，仍然是实质所在。
社会学与众不同的一招，是把权力放进结构里。这件事主要由三个传统担着，从最叙事的一端排到最定量的一端。
权力精英（米尔斯）。权力是位置的函数，而位置处在环环相扣的制度等级体系之中。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四星上将、内阁部长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占据着各个组织的指挥节点，而这些节点彼此相连。操作化的方式很具体：对公司董事会连锁关系做网络分析，研究精英的流转，以及Domhoff一系把谁坐在哪些董事会上一一绘出来的工作。财政部、高盛与美联储之间的旋转门是一项结构特征，经济学家可以把它建模为“监管俘获”，但要等社会学家先把那个让俘获变得可读的格局命名出来才行。
多种资本（布迪厄）。资本有四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每一种都能通过具体的、常常不被察觉的机制兑换成另一种。文化资本是这里最关键的想法：口音、品味、在各种机构里那种落落大方的身体姿态，都是合适的教养装上去的，再通过招聘、人脉，以及关于谁“合适”的柔性筛选，兑换成经济结果。这里正是应当拒绝经济学翻译的地方。人力资本是你随身带着的生产率；文化资本则是一种阶级位置的信号，它之所以能兑现，恰恰因为它被误识成天然的才能，而不是继承来的优势。当精英学校的毕业生比资历相同的非精英学校毕业生挣得更多，经济学在控制了技能之后，把这道差距记成一项无法解释的残差。布迪厄的分析工具，把这项残差是由什么机制构成的说了出来。
阶级即控制权（赖特）。这是分析马克思主义那一翼，也是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读者最读得懂的一翼。埃里克·奥林·赖特的《阶级很重要》把阶级位置定义为对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包括生产资料、组织资产、技能资产和劳动力，并且用调查数据和一套经得起统计检验的类型学，把它定量地操作化。赖特有名的例子是经理：从经济上看他是工人，出卖劳动换工资，但他占据的是一个矛盾的阶级位置，因为这份工作赋予了他对其他工人的控制权。这个范畴做到了职业编码和收入十分位做不到的事。赖特是那座桥：一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跟他的分析工具打交道，而不必先接受布迪厄那些更难吞的主张。
赖特的类型学是一套离散分类，严谨的方式正是经济学看重的那种。阶级位置按两条轴交叉列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生产过程内部的权威／技能。经理落在这样一格里：无产（按第一条轴他是工人），却握有权威（按第二条轴他站在资本一边）。这就是简单的“所有者对工人”图式表达不出来的那个“矛盾位置”。
社会学一直在度量那些被经济学扔进误差项里的东西。精英网络、文化资本的兑换、既是工人又是老板的经理，每一项都是结构特征，而一个经济学回归会把它们吸收成“加了控制变量之后仍无法解释的方差”。社会学家的主张是：那个数字就是结构，而经济学按惯例决定把结构叫做噪声。
“经济资本那些经过转化、经过伪装的形式，只有在它们掩盖住……经济资本是自己根源这一点的限度内，才产生出它们最独特的效果。”
— 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1986年
文化资本有没有添上什么经济学量不到的东西？
要么布迪厄命名了一个经济学在结构上就看不见的真实机制，要么他只是给经济学早已定价的偏好异质性和信号传递换了个标签。答案决定了社会学是在做一份不同的工作，还是在换招牌。
是机制，还是残差？
“中产阶级父母采取的是协作培养……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则是成就自然成长。这些差异……随后在孩子穿行于各种机构的过程中，被转化成不平等的优势。”
—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2003年
拉鲁是文化资本机制真实且可观察的最干净的经验演示。她跟踪了一批家庭，亲眼看着传递发生：中产阶级的孩子学会以平等的姿态跟医生说话，学会对老师的评分提出异议，学会把机构当作一片可以周旋的地形；工人阶级的孩子学会的是顺从。两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训练。多年以后，被训练出来的性情在雇主和招生官那里读作自信、进取心、“文化上合适”，而这份优势看上去就像是孩子自己的才能。这正是回归看不见的那个机制，因为回归观察到的是结果，却把原因编码成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技能生技能，早期投资抬高了后期投资的回报。幼儿期拉开的差距，认知技能上的、尤其是非认知技能上的差距，解释了我们在成年结果中观察到的很大一部分不平等。”
— 转述自詹姆斯·赫克曼关于技能形成技术的论述，2006–2013年
赫克曼是“经济学已经有这个了”的最强版本。他的技能形成框架是对同一批家庭的一种对立解释。中产阶级的孩子早早获得了非认知技能，这些技能确实具有生产性，劳动市场奖赏它们是有道理的，不需要什么误识。布迪厄看见的是伪装成才能的阶级优势，赫克曼看见的是恰好由不平等的早期环境不平等地生产出来的才能。两者的政策含义截然不同：赫克曼说，投资幼儿期，把技能建起来；布迪厄的含义则是，这份优势有一部分是位置性的骗局，再多的技能建设也化不掉。数据不足以判定哪一种读法对，而这正是为什么你带来的分析工具决定了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目前的结论
米尔斯的精英流转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兑换，都是经济学在控制了人力资本之后记作“无法解释的方差”的机制。赖特的阶级即控制权框架足够严谨，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读者可以按它自己的条件与之交手。更难的那个主张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无法看见社会学所看见的东西，因为经济学的测量惯例就是把结构效应吸收进误差项，然后叫它异质性。一个读完这个阶段还想着“我们只是需要更好的控制变量”的读者，错过了这里的论证：结构不是一个需要被控制掉的混杂因素。它就是那个被解释的东西。
赖特这一翼直接挨着马克思关于阶级说得对不对的问题，那是一场有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之争的实质性论战。那一仗属于马克思有说对过什么吗？那篇导读。这里更窄的问题只是：社会学的阶级即控制权分析工具，是不是在做一份不同的工作。它是。
于是有了三套分析工具。它们覆盖的范围有一部分重叠；每一套所看见的东西里，也有一部分是另外两套看不见的。最后一个阶段要问的是：这些框架究竟在哪里相遇、做着同一份工作，又在哪里经济学根本没有对应物？
整合：这些分析工具在哪里相遇，在哪里不相遇
“各国经济成就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制度不同，也就是影响经济如何运转的规则不同、驱动人们的激励不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支撑是……政治权力的广泛分布。”
— 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年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是经济学近来最成功的一次尝试，把关于结构性权力的主张压缩成这门学科跑得动的形式。“制度就是政治权力的分布，被做得持久了”，这是一个权力分布的论题，穿着激励与规则的语言。它同时也标出了边界：这种压缩成功的那些问题，正是三门学科汇聚的地方；压缩失败的那些问题，正是另外两门仍在做经济学做不到的工作的地方。
把三套分析工具彼此对照着画出来，一个格局就出现了：有三处它们汇聚到足以在做同一份工作，也有三处经济学根本没有对应物。
它们汇聚的地方。
- 买方垄断。用曼宁以及Azar-Marinescu-Steinbaum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家，与用第一张面孔来讲雇主支配的政治学家，从相反的方向抵达同一个现象，而且他们的发现指向同一边。雇主拥有工资设定势力；工人可用的退出选项比竞争模型假设的要少；工资落在边际产品之下。这次汇聚是真的，而经济学差不多到2003年才走回这块结构性叙述已经占了几十年的共同地面。
- 制度即规则。现代制度经济学这条线，从科斯到威廉姆森到诺思再到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做的工作同时与米尔斯的位置社会学、以及第一与第二张面孔的政治学分析工具重叠。“包容性制度对攫取性制度”是一个权力分布的主张，只是把“权力”这个词换成了“游戏规则”。当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说攫取性制度让权力集中、包容性制度让权力分散，社会学家听到的是米尔斯，政治学家听到的是第二张面孔；而“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一族制度安排这个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还是许多个？的主题，就压在这次汇聚下面。
- 机制设计即制度设计。在激励约束下设计一场拍卖、一个匹配市场或一条投票规则，就是在设计一套权力构造。想要一条能在不被操纵的前提下加总偏好的投票规则的政治理论家，不管用不用这个词，做的都是机制设计，吉巴德-萨特斯维特定理属于他们，不比属于经济学少。这是经济学最引以为傲的一次汇聚，也确实有理由自豪；而同一次汇聚，正是市场与国家这个更老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哪些配置问题交给一套设计好的机制，哪些交给一个政治过程。
经济学没有对应物的地方。
- 福柯式的生产性权力。“经济”被构成为一个可管理的对象，经济治理随后作用于其上的那些主体性如何形成，这些都不是经济学能提出的问题，再怎么伸展也提不出来。最接近的对应物，阿克洛夫与克兰顿的身份经济学、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修辞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社会规范分支，研究的是偏好和身份如何被塑造。没有一种把权力-知识理论化为话语场本身的构成性力量，而这才是福柯真正的主张。这是那块干净的盲区。
- 布迪厄的兑换机制。经济学度量残差，社会学命名产生残差的机制。要补上这道缺口，经济学就得采用一套关于文化资本如何通过误识兑换成经济结果的分析工具，而这套工具老老实实建出来，看上去就会是社会学。
- 大尺度上的第三张面孔式偏好塑造。内生偏好经济学是在一个均衡内部挪动偏好；卢克斯的第三张面孔要交代的是谁通过哪种机制塑造了哪些偏好。这道缺口是方法论上的，事关什么才算值得建模的东西，而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把塑造本身留在了框架之外。
注意这里的不对称。第1和第4阶段能链接出去，指向一部经济思想史；第2和第3阶段几乎无处可链，因为四张面孔和布迪厄都没有对应的经济思想史章节。把权力绘得最好的那些学脉，跑在这篇导读起手所用的那门学科之外。
“经济学家讨论的经济问题，范围比公众讨论的更窄，而他们略去的那些问题，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权力与分配上。”
— 转述自关于经济学家与公共话语的一批研究发现，属Glaeser与Goldsmith-Pinkham（2022）一系
经济学把权力重新引进来，是真的分析工具，还是借来的词汇？
买方垄断、机制设计、AJR的制度，经济学又在谈权力了。问题在于它改变的是自己度量的东西，还是只改变了自己给东西起的名字。
经济学是追上来了，还是只够到了容易的那一半？
“劳动市场普遍是非竞争性的……反垄断法只要理解得当，在处理由此产生的雇主对工资的势力上，应当扮演核心角色。”
— 转述自苏雷什·奈杜、埃里克·波斯纳与格伦·韦尔，“针对劳动市场势力的反垄断救济”，《哈佛法律评论》，2018年
奈杜、波斯纳与韦尔是这次重新引进确属真分析工具的最强证据。他们把买方垄断的发现推到政策结论：如果雇主对工资的势力是普遍的、可度量的，那么反垄断法这套为规制市场势力而建的法律，也应当去规制劳动市场势力。这就是重新引进的最强论点所说的那件事：把一个更老的分析工具假设掉的权力现象变成估计值，再变成可执行的政策。终结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的那条制度主义线索，在《经济思想史》的制度主义传统一章里被追溯过，它给这一步提供了思想上的谱系：经济学有一条连续的、尽管很细的线索始终把权力留在视野里，而2010年代把它加粗了。
“这次重新引进是真的，但有边界。经济学重新吸收了那些能化约为可度量扭曲的权力形式，而对不能化约的那些原封未动，而后者恰恰就是公众谈论权力时所指的形式。”
— 经济学史一方的批评，属Beatrice Cherrier与Aurélien Saïdi关于边际革命之后这门学科收窄的那一系
史学家的反驳接受买方垄断与加成上的进展，然后追问什么没有被重新引进。回来的那些权力形式，是能化约为一项可度量扭曲的：一道工资缺口、一项加成、一条制度规则。留在外面的是议程设置、偏好塑造和话语构成，也就是上面三张面孔以及布迪厄式的机制。这一翼把2008年之后的复兴读作经济学走到了自己方法的边缘并停在那里，而这种活生生的、多元的状态，正是《经济思想史》现代多元主义一章的主题；在那里，市场势力的复兴与分析马克思主义那一翼并排摆着，都是未竟之事，而后者的现实赌注在存在一种融贯的左翼经济学吗？里被争论。经济学所度量的与公众所说的权力之间的那道缺口，按这种说法，是方法自己画出来的一条边界。
裁断
那么：权力是什么，哪一门学科看得最清楚？“最清楚”完全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一类权力问题，而这些问题分得够干净，足以让我们给出一个裁断。没有哪一门学科通吃。每一门赢下一类问题。
- “政策X是谁决定的，通过什么样的联盟？”政治学赢，而且赢得干脆。四张面孔这套分析工具，尤其是第二张面孔，就是为这件事造的，而经济学对议程设置和非决策没有本土词汇。
- “劳动市场上买方垄断势力的福利成本是多少？”经济学赢。曼宁与Azar-Marinescu-Steinbaum的框架给出了政治学并不打算提供的定量把握。
- “结构性的不平等如何跨代再生产？”社会学赢。布迪厄的多种资本模型和赖特的阶级即控制权框架，看得见经济学只记作残差的机制。
- “我们据以争论经济的那套词汇本身是怎么被构成的？”社会学以及受福柯影响的政治学干净地赢下这一类。经济学对此没有分析工具，连提出这个问题都得先走出这门学科。
- “在激励相容的约束下，我们该如何设计一项制度，一场拍卖、一条投票规则、一个市场？”经济学赢，靠的是机制设计；而不带形式化就去做这件事的政治理论家，最后通常还是要把形式化引进来。
边界案例反过来印证了这条规则。叠加了制度性种族歧视的买方垄断，市场结构与政治经济游说交缠在一起的反垄断，这些都没有唯一胜出的学科。它们要求把几套分析工具按顺序用上：经济学家量出工资缺口，社会学家命名那个决定谁会撞上这道缺口的结构，政治学家追踪那个把救济手段挡在议程之外的联盟。经济学对权力的部分重新引进是真的，也是不完整的，而这份不完整会一直存在下去。经济学在它的方法本来就够得着的那些问题上追上来了，在其余问题上没有，而其余那些，正是人们说出“权力”这个词时所指的大部分东西。
目前的结论
我们从莉娜·可汗的论证开始：反垄断的词汇让一整类权力变得不可见。经济学把权力编码进四套可度量的分析工具，市场结构、信息不对称、机制和买方垄断，并且把这几套工具装得下的那部分权力做得非常好。政治学建起一道四级阶梯，从可观察的决策一路爬到这个场域的构成，而上面几级完全不在经济学的地图上。社会学把权力放进结构，度量那些被经济学归入无法解释的方差的精英网络与资本兑换。整合阶段找到了三处真实的汇聚（买方垄断、制度即规则、机制设计），以及三处经济学没有对应物的地方：福柯式的生产性权力、布迪厄的误识机制，以及第三张面孔的偏好塑造。
经济学在1870年代把“权力”收窄成了市场结构的范畴，用这笔交易换来了精确，又在过去二十年里买回了一部分广度，在它的方法够得着的问题上确实买回来了，在够不着的问题上则完全没有。下一次有人问哪一门学科懂权力，有用的回答是反问一句：权力去做什么？答案告诉你该拿起哪一套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