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韩国：两个发展型国家
两个东亚奇迹，是一个模式，还是两个？把日本和韩国并排摆开，这场比较本身就会告诉你，“发展型国家”里哪些部分是发动机，哪些只是那层车漆。
两个领航机构：通产省对经济企划院
“国家在若干关键之处引领了市场。……日本国家的优先事项是发展型的：精英官僚机构挑选要发展的产业，挑选迅速发展它们的最佳手段，并监督被指定的战略部门内部的竞争。”
— 转述自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1982年
“发展型国家”这个说法是约翰逊造的，用来描述他在日本看到的东西：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第三样东西，一支精英官僚队伍把私人企业引向被挑中的产业。2020年代每一篇劝西方“像东亚那样搞产业政策”的评论文章，借的都是约翰逊的论点。韩国把同一套做法又硬又快地跑了一遍，晚了二十年，而约翰逊从来没有写过它。把这两个领航机构并排摆开，才看得出发展型国家究竟是什么。
抽象地看，两个经济体在做同一件事：追赶。一个向技术前沿收敛的穷国，原则上可以增长得比前沿本身更快。它借用已被验证的技术，而不是去发明。增长理论的基准线是说，收敛本来就该自己发生。发展型国家这项主张更锋利：国家能够把资本导向那些市场若不去管、就会走得更慢甚至根本走不到的产业，从而加速这场收敛。
这套分析工具有两个部分。第一是后发发展的逻辑：幼稚产业论证说，一个面对老牌外国竞争者的新进入者，需要临时的庇护才熬得过自己的学习曲线，它的形式化落脚点在第20章 §20.8（当代发展），追赶的基准线则在第13章 §13.6（趋同与增长核算）。第二是国家能力的问题：只有当执行定向扶持的官僚机构自身连贯、且相对没有被俘获时，定向扶持才管用。对应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工具在第18章 §18.6（政治经济学）。这场比较把两件工具都用上，来追问是什么让定向扶持在这两个地方奏效，而它在几乎所有别的地方都失败了。
两个领航机构，各以最强形式呈现
日本：作为协调者的通产省
把约翰逊的论证按全力来读。日本的通商产业省，也就是通产省，是一个领航机构。整个1950和1960年代，它握着一个资本匮乏的经济体里最要紧的几项手段：稀缺外汇的分配、技术引进的许可，以及低息信贷的优先取得权。它用这几项手段，通过日本人所说的行政指导（gyōsei shidō），把私人企业引向它判定为战略性的部门，先是钢铁和造船，然后是汽车和电子。它是在谈判。它引导的那些企业，本来就是有自己主张的强势在位者。通产省劝说、配给，并且撮合共识。这就是约翰逊画出的图景：一支精英官僚队伍与大企业锁在一场双方都有所得的交易里，国家定方向，市场干活。
韩国：作为指挥者的经济企划院
现在看韩国，按它自己的最强形式来看，而不是把它当成日本的一个苍白翻版。1961年朴正熙夺权之后，把经济企划院建成了一个超级部门：预算权、计划权和对外资的控制集中在一处，主官是一位副总理。经济企划院写五年计划，并推动了1973—1979年的重化工业化运动，那是两国跑过的最激进的一次定向扶持，几乎从无到有地变出了浦项制铁（POSCO）的钢、现代集团的船坞，还有一整片石化联合体。与通产省的差别是种类上的：朴正熙的国家没有强势在位者可谈判。它是通过信贷配置造出了这些企业的规模，因此在通产省只能协调的地方，它能够命令。这是与日本同一套分析工具，只是权力天平朝国家一侧倾斜。
这里先把“定向扶持起了决定作用”这一说法讲足，然后再去限定它。世界银行以韩国在钢铁上没有比较优势为由，拒绝为浦项制铁提供资金，此后它成了世界级的钢铁企业。日本的汽车厂商和电子企业在通产省的引导下，从微不足道变成全球主导者。这些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结果。两个机构押注的产业并不受当时价格信号的青睐，而这些押注的回报惊人。如果你想相信国家挑对了赢家，证据就在这里。
两段攀升在人均GDP的轨迹上可以并排看到：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的战后陡升，韩国从1960年代开始、更陡的压缩式追赶，两者都从发展中世界的队伍里拉开了距离。在GDP地图上打开东亚的轨迹，就能对着同侪把两条线都描一遍。年份事件标注标出了本阶段所讲的那些定向扶持时段。（为什么有些国家爬得上去而大多数爬不上去，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交给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去处理。这里只守住跑过发展型国家这套做法的两个案例。）
定向扶持确实发生了，但那还不是答案
所以两个国家都通过一个领航机构对部门作了定向扶持。这一点是共识。两者跑的是同一套分析工具，只是权力天平不同：通产省与在位者谈判，朴正熙的国家则造出它们并加以约束。“发展型国家对产业作了定向扶持”这句话对两者都成立，却几乎不告诉你它为什么奏效，因为同一句话对拉丁美洲、印度和后殖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同样成立，而在那些地方，定向扶持产出的是受庇护、低效率、始终长不大的企业。把这两个东亚国家与其他所有尝试过同一件事的国家分开的，是别的东西。
日本和韩国添上的，是一场受庇护的企业必须通过的考试。补贴一家企业，再把它挡在竞争之外，这句话既描述了东亚，也描述了进口替代的那些失败。差别在于，这家企业是否面对一把硬的、外部的尺子，用来量这笔押注有没有回本。两个东亚国家都有这把尺子。
企业必须通过的那场考试
“在韩国，政府是有意把价格搞‘错’的……但它通过对所发放的补贴附加严格的绩效标准，来约束补贴的领受者。正是互惠原则造成了全部的差别。”
— 转述自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发工业化》，1989年
阿姆斯登这本书，是把这场比较撬开的那一本。她的论证是：韩国有意扭曲了价格，然后又约束了这份扭曲。拿了补贴的企业必须交货，而交货的尺度是按世界价格卖出去的出口。发展中世界其余地方同样在补贴、在保护，缺的正是这一条。
战后时期的发展战略选择归结为一个岔口。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在关税壁垒后面建起为国内市场服务的产业。出口导向工业化（EOI）建起来的产业是卖到国外去的。这个岔口的经济学在第20章 §20.8。转向出口会逼出企业层面的效率，因为一家必须按世界价格卖进世界市场的企业，没法像进口替代企业那样躲在一个受保护的、被圈住的市场后面。开放经济这一侧的机制，也就是出口需求如何把一个经济体拉上另一条增长路径，在第17章 §17.7（全球失衡与资本流动）。
阿姆斯登所说的“互惠”，在教科书里没有一个叫得出名字的模型。它是一步制度动作，把出口导向从一项市场条件变成一件政策工具。国家把补贴能否继续，挂在出不出得了口上。这就把出口市场变成了一套监督机制：一场腐蚀不了的外部检验，检验每一笔定向押注有没有在起作用，而执行它的是国家施不上压力的外国买家。把补贴挂在一场外部绩效检验上，是两个东亚案例共有的东西，也是那些失败案例所缺的。
同一种纪律，两种跑法，还有那个反衬出它的对照
韩国：作为明文契约的互惠
韩国把互惠跑到了最明文的程度，这正是阿姆斯登的核心案例。朴正熙的国家设定出口指标，逐家企业地监测，并把继续取得补贴信贷、外汇和保护挂在达标上。达标的财阀会得到更多低息信贷，用来扩张进下一个部门。没达标的就失去取得权。这份纪律之所以硬得下来，是因为出口市场是外部的、腐蚀不了的：一家企业要么按世界价格卖到国外，要么没卖，任何政治关系都伪造不出一张外国销售单据。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受保护的企业变得有全球竞争力，而拉丁美洲受保护的企业没有。出口这场考试自动淘汰了输家，国家因此不必是一个完美的挑选者。
日本：同一场考试，明文程度更低
日本跑的是同一种纪律，只是明文契约的成分少些，而把它这个版本读作更弱的一种，是个错误。通产省把稀缺投入的取得权与表现挂钩，而它定向扶持的那些部门，汽车、电子、造船，都是以世界市场份额来衡量成败的出口部门。日本还有纪律地跑了产品周期这一步：它在自己能靠成本竞争的那个点上进入一个部门，在出口市场上证明自己，然后爬上价值链，把低端腾给后来的经济体。绩效考试与韩国用的是同一场外部考试。日本通过一段谈判关系而不是一纸明文的指标合同来执行它，但一家在国外赢不了的企业，保不住自己的优先取得权。纪律在两地都是真的。它的制度形态不同，功能则没有不同。
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是对一桩真实的结构性忧虑的一种连贯回应：外围在初级产品出口上的位置是一个陷阱。它也确实在一段时间里建起了真正的工业能力。它缺的是出口这场考试。为一个被圈住的国内市场而受补贴、受保护的企业，没有外部尺子逼出效率。它们在关税壁垒后面销售，许多企业从来没有变得有竞争力的理由。同样的定向扶持，同样的补贴，相反的结果，而变了的那个变量是纪律。进口替代背后的结构主义与依附理论推理，以及主流的裁断为什么落在反对它这一边，是经济思想史第16章 §16.3（普雷维什—辛格、依附理论与进口替代）的主干。阿姆斯登与韦德所延伸的那条非主流的发展脉络，以及它与新古典读法之间“把价格搞错”的争执，也贯穿同一章。
纪律才是可移植的那一部分
出口纪律是发展型国家这套模板里起支撑作用的特征，也是其中最可移植的一课。它化解了第1阶段留下的挑选赢家难题：国家不必正确地认出赢家，因为出口这场考试替它淘汰了输家。日本和韩国都有这个机制；进口替代的那些失败案例没有。结果也就此分开。即便是这个最便携的特征，也附带两个前提条件。互惠要求一个有能力执行这场考试的国家，能真的切断一家正在失败、又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还要求一个开放到能出口进去的世界市场。一个被俘获的国家执行不了这份纪律，一个封闭的全球经济则不给它任何可供检验的东西。等到了可移植性那个问题，我们会把两个前提条件都掂一掂。
国家对部门作定向扶持，并用出口考试约束它们。可是钱从哪里来，这些钱又建起了什么样的企业？两个案例在这里分开，而它们各自建起来的东西，决定了它们后来各自怎么坏掉。
信贷建起了什么：经连会对财阀
1961年5月，夺权之后不过几天，朴正熙就以“非法敛财”为由逮捕了韩国最大的一批企业家，三星创始人一从日本回国便被软禁。随后他谈了一笔交易：财产你们留着，还可以扩大，但要按国家的条件建起计划所需要的产业，否则就全部失去。财阀不是被谈判的对象，它们是被征召的。
— 韩国发展型国家的立国交易，1961年
在日本，通产省与它既没有创造、也没法直接命令的企业讨价还价。在韩国，国家通过决定谁拿到低息信贷，亲手把财阀的规模建了起来，因而能够居于支配地位去约束它们。两个国家都通过定向信贷，把全国被压住的储蓄导入工业，这是同一项手段。可这同一项手段建起了两种不同的企业，而这个差别，正是两个发展型国家不再像同一个模式的地方。
两场奇迹底下的金融机制，是金融抑制加定向信贷。把存款利率压在市场水平之下，家庭储户挣得很少，但被截留下来的储蓄可以按管制利率导向国家想要资助的任何地方。麦金农—肖的标准读法把金融抑制看作发展的拖累：它打击储蓄，并错配资本。东亚把结论倒了过来，它有意使用抑制，把它当作一台水泵，把异常高的家庭储蓄率抽进被定向扶持的工业投资里。相关的工具在两个地方。本阶段所依托的公司治理与制度形态分析工具，在第18章 §18.3（制度与发展）。金融抑制所拨弄的那套储蓄现值的推演，在第24章 §24.1（跨时间的价值）。
在两个国家，信贷配置制度就是企业结构的形成机制。控制了谁拿到定向信贷，就控制了哪些企业长大、长多大、长成什么形状。
一个问题的两种解法，谁也不是“正确”的那一种
日本：经连会与有耐心的主银行
经连会是对耐心资本问题的一个漂亮回答。每个集团围拢在一家主银行周围，这家银行既向成员企业放贷，也持有它们的股权，成员之间则彼此交叉持股。这个结构带来两样东西。交叉持股把经营者与敌意收购和短期市场压力隔开，给了他们长的视野。主银行则同时握着债权和股权，既有信息，也有紧盯这些企业的动机。国家的定向信贷正是流经这些银行，由它们去做国家自己做不了的那种细致监督。对于发展计划所需要的那些体量重、回收期长的投资，钢铁、造船，回本要以十年计，这近乎理想：有耐心的资本，还配着一个称职的监督者。经连会是对一个难题的一套连贯的制度解法。
韩国：财阀与国家的信贷阀门
财阀是对另一种形状的问题同样连贯的一个回答。它由家族控制、靠举债融资，业务分散在互不相关的部门（一家财阀可能同时横跨造船、电子、汽车、建筑和保险），资金则来自充当信贷阀门的国家控制银行，阀门由政府开合。家族控制带来快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国家的出口纪律则补上了一家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本来会缺的外部问责。这个结构适配压缩式发展：一家财阀可以大规模地、快速地冲进一个新部门，因为国家会为债务出资，而出口考试会替这个结果当裁判。经连会为耐心的深度而造，财阀为速度与广度而造，各自贴合自己国家所跑的发展节拍。
两种企业结构固定下来的，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天平。经连会是日本国家不得不与之协调的强势在位者；财阀是韩国国家能够命令的、由国家自己造出来的工具。同一项手段，定向信贷，却是从权力关系的两端拉动的。把这两者当作可替代的连贯治理形态来处理的那条制度经济学脉络，贯穿经济思想史第15章 §15.4（新制度经济学）。
机制属于模板，形态因国而异，而形态锁定了那条断层线
定向信贷这个机制，也就是金融抑制把高储蓄导入被定向扶持的投资，属于模板的一部分。两个国家都用了它，这是共识。具体的企业结构形态则因国而异：经连会与财阀是两套连贯的解法。形态上的分化，锁定了脆弱性上的分化。经连会以银行为中心的耐心资本，对短期冲击是稳健的，却暴露在一场缓慢的资产价格通缩面前，那会损伤位于体系核心的银行。财阀高负债、有国家背书的扩张，快而可扩，却暴露在它所依赖的外部信贷突然停止面前。
两个发展型国家，一套核心模板，两种企业结构，然后两者都坏了。日本从1990年代起停滞了二十年。韩国在1997年重重摔了一跤，又很快恢复。它们怎么坏的、怎么恢复的，就是那场自然实验，它告诉我们模板里哪些部分稳健，哪些脆弱。
那场自然实验，以及裁断
“亚洲的增长，与苏联在其高增长时期的增长一样，看上去是由劳动和资本这类投入的异常增长所驱动的，而不是由效率提升所驱动的。……从2010年回望，如今由近期趋势外推出来的亚洲称霸预测，很可能显得几乎和从勃列日涅夫年代回望1960年代那批苏联工业称霸预言一样可笑。”
— 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外交事务》，1994年
克鲁格曼在这里是主流的怀疑者，他写下这段话三年之后，1997年危机来了，人们普遍读作他有先见之明。他的主张是严肃的：东亚的增长靠的是汗水，不是灵感，是资本与劳动的动员，而不是效率的提升，而投入驱动的增长终究会撞上报酬递减，正如苏联所撞上的。如果他是对的，就没有什么奇迹可效仿，也没有什么模板值得输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次突然停止：财阀借的是短期的外币，投的是长期的国内投资，1997年资本逃离本地区时，货币与期限上的错配一夜之间把有流动性的企业变成了资不抵债的企业。日本的1990年代是相反的形状，是一场缓慢的国内资产负债表通缩，1980年代末的资产泡沫瓦解，损伤了经连会的银行。把日本失去的几十年讲透的那套资产负债表衰退分析工具，交由姊妹篇导读1990年代的日本出了什么问题？展开。本阶段只把日本的停滞读作这场分化的一侧。
克鲁格曼这项主张有一个形式化的版本，即Alwyn Young的增长核算分解（1995），它把东亚产出增长的大部分归给可测的投入增长，归给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当少。增长核算这个方法本身，以及它所测的那个残差，是第13章 §13.6（趋同与增长核算）里的分析工具。
增长核算把产出增长分解为要素投入的增长加上一个残差：
$$\frac{\dot Y}{Y} = \alpha\frac{\dot K}{K} + (1-\alpha)\frac{\dot L}{L} + \frac{\dot A}{A}$$其中残差 $\dot A / A$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Young的发现是，对东亚各经济体来说，前两项，资本深化与劳动动员，解释了增长的大部分，只留下一个不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残差。克鲁格曼那句“汗水而不是灵感”，说的正是这个残差很小。
你可以靠更聪明地干活来增长，也可以靠投进更多工人和机器来增长。克鲁格曼的主张是，东亚主要做的是后者。它动员了极其庞大的资本和劳动，得到了你会预期的那些产出，上面并没有多出多少额外的效率。关键在于，把投入动员到那种规模，究竟是无聊的那一部分，还是成就本身。
两者都坏了，坏的方式却不同
日本：失去的几十年
日本的资产泡沫在1990—1991年破裂，经济滑进一场持续了二十年的通缩性停滞。按最强形式来读，这是发展型国家制度僵化的故事：那套曾为奇迹提供资金的、以银行为中心的耐心资本体系，变成了拖长萧条的僵尸银行体系，对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展期而不确认损失。而那个建起繁荣的、以谈判和共识为纽带的国家—企业契约，如今抵制着萧条所要求的痛苦重组。正是那些让日本金融在上升期里有耐心、也稳定的特征，让它在下行期里迟迟清不掉坏账。更深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机制属于那篇姊妹案例。这里的形状是一场缓慢的、内部的消耗。
韩国：1997年的崩盘与快速的复苏
韩国的危机在节拍上正好相反，而且可以同时按两种方式读，两种都按最强形式。按财阀脆弱性这一读法，那个推动了压缩式发展的高负债、有国家背书的结构，恰恰就是那处脆弱。企业在短期外币借款上过度举债，1997年本地区的突然停止让它们资不抵债，逼出了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和一场惨烈的衰退。发展型国家稳健性这一读法就紧挨着它。建起奇迹的那种国家能力，也高速执行了重组。韩国在大约两年内回到增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内压力的合力之下重组了财阀，并继续爬升为一个高收入、处在技术前沿的经济体。韩国没有落进一个失去的十年。
这份不对称限制了这场实验能证明的东西。日本的1990年代与韩国的1997年是不同种类的危机：一边是缓慢的国内资产负债表通缩，另一边是尖锐的、由货币与期限错配引发的外部突然停止。所以这场自然实验检验的是对不同冲击的稳健性。这比一场干净的受控比较要弱，但那个有信息量的发现挺住了：第3阶段的企业结构分化，预言了每个案例所显示出的脆弱性属于哪一种。以银行为中心的经连会，倒在了它理论上就暴露其中的那场缓慢的、损伤银行的通缩里。高负债的财阀，倒在了它理论上就暴露其中的那次外部突然停止里。1997年那场压力测试，以及它所测试的亚洲四小龙出口模式，记录在经济史第17章 §17.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之前的亚洲四小龙模式在§17.4。
增长核算这项批评在经验上是严肃的：东亚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由投入驱动，储蓄被动员起来、劳动力从农田被拉进工厂、资本被深化，而实测的全要素生产率残差比“奇迹”这套修辞所暗示的要温和。1997年的崩盘看上去就像是与报酬递减那场被预言的遭遇。危机后的背离在两条曲线上看得见：日本在1990年代走平，韩国1997年急挫又迅速反弹。在GDP地图上打开东亚的轨迹，就能在同一个视图里看到两段攀升和危机之后的背离。
一套真实的模板，附带难以复制的前提条件
模板里不可少的东西：有选择的定向扶持、出口纪律（最可移植的那个特征）、定向信贷、国家与企业的紧密协调，以及托在这一切底下的高国家能力。两个案例五样都有。因国而异的东西：企业结构的形态（经连会还是财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天平（是与在位者谈判，还是造出它们再加以约束）、时机（日本更早、有基础托着的攀升，韩国则是晚两个十年的压缩式追赶），以及政治处境（一边是占领之下的战后民主，一边是威权发展主义）。这些各不相同，而这些不同驱动了危机脆弱性上的分化。
那么这套模板可以移植吗？确实存在一套真实的发展型国家模板，但它跑在难以复制的前提条件上。它需要一支官僚队伍，连贯、相对没有被俘获，并且能对着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强制执行出口考试。需要一个冷战格局，给这些出口一个开放的美国市场、一把安全保护伞和援助。需要一个可供抑制并导流的、有纪律的高储蓄社会。还需要一个让国家能对它自己建起来的企业施加绩效纪律的政治窗口。一个国家有这套分析工具而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得到的就是失败的产业政策。对“照抄发展型国家”这句话的回答是：究竟抄什么，又抄进哪些前提条件里？
底下的分歧是真实的，而且分成三个层次。关于究竟是什么驱动了增长，1990年代那种“亲市场”的读法（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1993：基本面、人力资本和出口导向干了活，选择性干预大体上是中性的）与“发展型国家”的读法（约翰逊、阿姆斯登、韦德：那套分析工具起支撑作用）曾经是两个真正不同的框架，但现代共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把它们融合了，双方都同意出口纪律和定向信贷确实要紧，并且它们需要国家能力和那个地缘政治窗口。那道框架层面的分歧在历史上是真的，如今已经收窄。关于增长该怎么度量，克鲁格曼和Young说增长由投入驱动，这是对的，但把储蓄和劳动以那样的规模和速度动员进有生产性的工业投资，这件事本身就是成就。“算不上奇迹”是一次语义上的降格。苏联那个类比在最要紧的地方站不住，因为苏联的投入动员没有被一场外部的出口考试约束，而东亚的被约束了。关于量级，还留着活的经验争论：定向扶持的贡献有多大，韩国1997年有多少来自财阀过度举债、多少来自外部突然停止的动态，日本的停滞有多少来自发展型国家的僵化、多少来自任何一个富裕经济体都可能遭遇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些要靠数据来定。本篇采用当前最主流的那些估计值，但不宣称此事已经了结。可移植性这条脉络，也就是罗德里克那句“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整个这一传统被磨过锐气的结构主义继承者，贯穿经济思想史第16章 §16.7（悬而未决的争论），而它在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当下位置，则在第17章 §17.5（扩张中的前沿）。
一个模式，还是两个？
并排摆开，四条轴线干净地分成了共享的模板与因国而异的偶然。两国都作了定向扶持，但仅有定向扶持什么也解释不了：同样的政策在拉丁美洲、印度和非洲都失败了。出口纪律才是起支撑作用、可以移植的那个特征：一场外部的考试，替国家淘汰了输家，国家因此不必完美地挑出赢家。定向信贷属于模板。它建起来的企业结构，日本有耐心的经连会、韩国高负债的财阀，则因国而异，而形态上的这一分化，预先写好了两个经济体后来各自怎么坏。危机之后那场自然实验，尽管不对称，仍确认了这条关联：每一种结构，都恰好沿着自己形态画出的那条断层线破裂，而韩国的国家能力两年就清理完自己的残局，日本僵化的契约却磨了二十年。
所以：一个模式，两副面孔。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这场比较里所有东西活着的当代继承者，而它是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有没有人抄得了它，正是可移植性这桩利害如今所采取的形式。计划路径对改革路径的那篇姊妹比较，中国对苏联：穿过中央计划的两条路，深入处理中国。这里这场比较停在它开始的地方，两个从远处看像同一个模式的东亚国家，结果共享一台发动机，而拴在发动机上的一切都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