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苏联：计划路径与改革路径
两个国家都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起步。一个垮掉了，另一个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里面有多少是改革战略的功劳，又有多少是各自摸到的那手牌？
起跑线
两个国家的起点大体相同：一个计划经济，一个一党制国家，一份计划将在产出上压倒市场的承诺。半个世纪之后，其中一条线是一根曲棍球杆，另一条是一道悬崖。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把功劳记在改革战略上，北京渐进，莫斯科激进。但在两国政府各自挑定战略之前，那两条起跑线就从来不一样。
要看清这一点，需要发展经济学里的一个概念：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农业部门庞大而生产率低下的经济体，存着一池剩余劳动力，这些人离开农田几乎不会让产出少掉什么。把他们挪进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整个经济就快速增长，而且几乎是白得的，直到这池水见底，也就是到了“刘易斯转折点”。1978年的中国正站在这场转变的开头：五个人里仍有四个在土地上。1985年的苏联已经走完了它。强制集体化和强行工业化到二十世纪中叶就把农村抽空了。增长的算术由结构决定：一个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可以靠重新配置来增长，这种便宜的增长几乎没有哪项政策能自己造出来。一个资本深厚、工业化过度的经济体已经把这份红利花掉了，只能走难走的那条路，靠它并不具备的生产率来长。
两边的历史记录，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路建到工业化过度的1980年代，以及改革在1978年接手的那个农业中国，是《经济史》第15章（共产主义经济）的主干。刘易斯这一脉本身，从结构主义的奠基起算，住在《经济思想史》第16章 §16.1（刘易斯与结构主义的奠基）。
两种结构，各按各自的道理讲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经济起步时的结构：一个压倒性地以农村为主、收入低下、拥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农业劳动力的经济体。”
— 转述自杰弗里·萨克斯与胡永泰，“理解中国的经济表现”，1997年
结构这一读法把中国的成功记在它摸到的那手牌上，而且这个理由很强。1978年的中国拥有格申克龙会称之为后发优势的东西：一池可供工业化吸纳的剩余劳动力，一个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很小的国有工业部门，以及一套被文化大革命掏空的计划官僚系统。快速、广泛而看得见的收益就摆在地上，等人去捡。把农民从集体农庄里放出来，让他们为自己种粮，产出就跳上去，一座新工厂都不用盖。没有哪项政策制造了这个机会，是结构把它递过来的。按这个读法，那条最醒目的教训，即渐进主义胜过休克疗法，有一部分是归因造成的错觉：中国增长是因为它站在哪里，而功劳被战略领走了。
“苏联经济并非一直是失败的。在193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重工业的计划投资实现了世界上所见过的最迅速的结构转型之一。”
— 转述自罗伯特·艾伦，《从农场到工厂》，2003年
“苏联是个烂摊子”这套说法把这件事弄错了。艾伦的重建表明，苏联的计划是一项已经走完的成功，只是路走到了头。强行工业化从一个农民帝国里造出一个超级大国，打赢了一场世界大战，把第一颗卫星送上轨道，一直到1960年代都交出了站得住的大国增长。减速是粗放型增长的耗尽：没有更多农民可挪，也没有更多闲置土地可犁。到1985年，苏联已经做完了中国刚要开始的那场转变，而这正是那种便宜的重新配置增长不再可得的原因。苏联的结构是一份沉重的遗产，一个已经把红利花光的经济体。它无论尝试什么改革，起点都比中国差，而这在任何一个决定作出之前就已经定下了。
把战略搁在一边之后看到的东西
把战略搁在一边，光是两种结构就预示了不同的可行路径。一个劳动力充裕、正站在刘易斯转变开端的经济体，有一份增长红利可收，也有一个能产生快速而广泛胜利的地方，就是农业；一个成熟而工业化过度的经济体两样都没有。在两国各自挑定改革之前，中国的结构就让一场渐进的、能自己生出增长的改革成为可行，而苏联的结构让任何改革都变成在盘踞的重工业里硬蹚。结构这一读法说对了一件事：这确实要紧。但如果它宣称结构决定了一切，就走过头了：中国仍然必须选择先放开农业，一个笨拙一些的政府本可以把这份红利糟蹋掉。结构设定了难度，战略仍然要把这手牌打出来。中国拿到的是更好打的一手。它是不是也打得更好，是下一个问题。
两个国家坐到改革桌前时，对于变革要多快抱着相反的想法。中国要摸着石头过河，俄罗斯要跳。要判断那一跳是鲁莽还是被逼的，就得把两种战略各自最强的版本都摆上桌，先从不那么受欢迎的那一个开始。
渐进主义对休克疗法
“你不能分两跳跨过一道深渊。在中央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中间的落脚处。一个社会只有靠一套全面而迅速的改革方案，才能改变自己经济体制的基本逻辑。”
— 转述自杰弗里·萨克斯，《波兰跃向市场经济》，1993年
同情心是站在渐进主义那边的。毕竟中国赢了。所以先让休克疗法的设计者以他最有把握的姿态开口。萨克斯不是在说快比慢更好受。他是在说，一个改到一半的经济是个陷阱，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跳。问题在于他是不是错了，还是说中国和俄罗斯本来就站在两道很不一样的深渊边上。
这场争论底下是同一个问题。一个计划经济必须差不多从零开始，建起市场赖以运转的那些制度：自由的价格、可执行的产权、合同法、一套金融体系。战略上的问题是次序和速度。是用若干年按顺序建起来（渐进主义），还是一次全部建起来（激进式改革）。在一个供给方全是垄断者、没有竞争性进入的经济里同时放开每一种价格，不会立刻产生有效的配置，产生的是通胀和供给崩溃，因为价格信号只有在周边制度存在之后才管用。这就是渐进派的核心担忧。激进派的理由承认这一点，把它当作为逃开更坏的东西而值得付的代价。
两边改革年代的年表，苏联1985—1991年的改革（perestroika），中国从1978年起的几波改革，都在《经济史》第15章 §15.7（停滞时期与崩溃）。中国改革的细部，从邓小平放开农业往下，是《经济史》第17章 §17.1（邓小平的开放与农业革命）。底下那个更老的问题，即一个计划经济究竟能不能算出价格，因而能不能从内部改革，就是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它从米塞斯、哈耶克到兰格与勒纳的这条学脉在《经济思想史》第6章 §6.3（米塞斯与经济计算问题）。
每种战略用它自己的声音说话
“中国与其说是拆掉了计划，不如说是从计划里长了出来。计划经济按绝对规模大体保持不变，与此同时一个市场经济在它周围长了起来。”
— 转述自巴里·诺顿，《从计划中生长出来》，1995年
诺顿的说法是渐进主义最强的形态。中国从未拆掉计划。它把计划的内核冻住，旧的产出指标、旧的供应关系，都照旧保证，然后让一个市场经济在它周围的边际上长起来。农业先走，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出了快速而看得见的收益，为后面的一切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支持者群体；工业，然后是价格，然后是金融，都要等到支撑各自的制度建起来之后才轮到。这个次序是临场摸索出来的，但它守着一条纪律：绝不让改革造出大到足以把它翻掉的输家。每一步都为下一步买下政治空间。这是一套让改革活得足够久、久到能走完的战略。
“一个改到一半的经济，可能比完全计划或者完全市场的经济都更糟：这个半吊子的做法造出租金，被一个新的内部人阶层攫取，然后他们会为保住这些租金而斗争。”
— 转述自Kevin Murphy、Andrei Shleifer与Robert Vishny，“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部分改革的陷阱”，《经济学季刊》，1992年
激进派的论证是部分改革陷阱：一个改到一半的经济，会在受管制的部分与自由的部分之间造出套利租金，而攫取这些租金的内部人，会变成反对把改革做完的最强力量。按这个读法，渐进主义不是通往市场的一条温和之路，而是一个稳定的陷阱，它孵出那些会把改革冻在原地的寡头。再加上不可逆性：一次做完，赶在旧的权贵阶层（nomenklatura）能够组织起来把它翻掉之前。再加上俄罗斯真正面对、而中国没有面对的那个约束：到1991年，苏联国家和它那套计划体制正在实时瓦解。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计划内核可供“长出来”，因为计划本身正在垮掉。诺顿的前提，一份你可以冻住再长出去的、还在运转的计划，恰恰是俄罗斯所缺的。休克疗法是一个改革者对一个不同而且更坏的问题作出的回应。
“波兰基本上照教科书开的方子做了，在一场急剧的初始收缩之后，产出的恢复比几乎任何其他转型经济体都更快、更充分。”
— 关于巴尔采罗维奇计划；见GDP地图的POL子图
有一个国家挡住了“休克疗法等于俄罗斯式灾难”这个偷懒的推论。波兰，萨克斯最初的那个案例，1990年的巴尔采罗维奇计划，是休克疗法的典范成功。它放开价格、迅速稳定，承受了一次急剧的产出下跌，然后恢复得比俄罗斯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充分，制度也稳住了。波兰这个数据点让真正的变量清晰起来。同一套激进战略，在华沙产出了一个稳定下来的市场经济，在莫斯科产出的却是一场资产攫夺。差别在于施加冲击的时候，各自的国家能强制执行什么。
是战略，还是配方？
中国的战略是好的，渐进派说双轨次序避免了一场产出崩溃，这一点是对的。但这套战略之所以对中国可用，部分是因为它的结构，以及一个仍然完好的国家，给了它一个可以从中长出去的、稳定的计划内核。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对部分改革陷阱和一个已经在瓦解的国家所作的站得住的回答；渐进派批评它造成了一次本可避免的产出崩溃和一场寡头攫夺，这个批评有真正的分量，但“俄罗斯照中国那样做就行了”是把一套战略错当成了一份配方。中国式渐进主义的前提，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和一份可以逐步淘汰的稳定计划，恰恰是俄罗斯所没有的，而波兰表明，只要这个前提成立，同一套战略就管用。所以台面上的这场争论是真实的，但渐进主义对休克疗法，是另一样东西的下游，而速度这个框定从来没有点出它的名字。要看清那是什么，就去看改革之后第二天早上，价格和工厂那边发生了什么。
两边想去的是同一个目的地：一个能出清的、运转起来的市场。一条路径到了那里而没有崩溃，另一条则引发了崩溃。差别在机制上。该去看那家同时按两种价格卖钢的钢厂，以及俄罗斯交到内部人手里的那些工厂了。
机制
整个1980年代，同一家中国钢厂为完成计划指标，按一个价格卖出一吨钢；而对指标之外多产的每一吨，卖的是这个价格的三到四倍。两个价格，一家工厂，一种商品，同一时刻。
— 价格双轨制
经济学家的第一反应是这太荒唐了，一场等着被利用的套利，一个撑不住的体制。它撑了十年。要看清为什么中国的机制把经济做大了，而俄罗斯的机制把经济交给了内部人，就必须弄明白同时跑两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以及证券私有化（voucher privatization）试图换一种办法做成什么。
这一阶段由两个概念支撑。第一是双轨制背后的边际价格逻辑：把计划的数量和收入固定住（于是没有任何既有的索取者受损），让市场轨只在边际上运行，价格在那里出清。配置在要紧的地方改善了。下一吨钢是按一个真实的价格买卖的，而不必承受一次把所有价格同时放开的再分配冲击。第二是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两场改革都想治的那个病：一家永远不被允许倒闭的国有企业没有理由精打细算，所以问题永远是什么能让预算硬起来。中国的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在国有部门之外长出了一个硬预算、面向市场的经济。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则试图靠转移所有权，在既有的国有部门内部一次性把预算硬化，但所有权落到了内部人手里，他们照旧攫取租金。
设计划把指标定在 $\bar{q}$，计划价格为 $p_0$，并让 $\bar q$ 之上的任何产出按市场价格 $p_m$ 交易。每个既有的索取者都至少不比改革前差（计划轨是有保证的），所以没有人蒙受值得动用否决权的损失；与此同时，每一个边际单位都在 $p_m$ 上生产和配置，而 $p_m$ 让边际成本与边际价值相等。因此这场改革是帕累托改进的，也是激励相容的：效率收益在边际上，内核处没有输家。这就是为什么单轨的价格跳升在政治上活不下来，而双轨制活了下来。
按老价格把每个人已经拿到的东西都保证下来，然后让他们把多出来的部分按真实价格卖掉。没有人变差，所以没有人出来阻止；而因为多出的那一吨是按一个有意义的价格成交的，经济就开始在边缘上把资源配置对了。俄罗斯试图靠发放所有权凭证，一次把整件事解决掉。但如果国家没法让新的所有者面对真实的后果，这些凭证不过是把同一批软预算、忙着寻租的工厂换上私人的名字重新贴一遍标签。
两边的记录，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与经济特区的起飞对上苏联的证券私有化方案，在《经济史》第15章 §15.8（计划做得到什么，做不到什么）。中国这套机制的细部，在《经济史》第17章 §17.2（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与第一轮工业起飞）。科尔奈的软预算诊断，正是奥地利学派计算传统的落点，也是它断定计划无法精打细算的理由。这条学脉在《经济思想史》第6章 §6.4（哈耶克与知识问题）。
两套机制，各有各的辩护
“双轨制做法在不造出输家的情况下实现了提高效率的改革。它是一套无输家改革的机制，而这正是它在单轨自由化行不通的地方仍然政治上可行的原因。”
— 转述自刘遵义、钱颖一与Gérard Roland，“无输家的改革”，《政治经济学杂志》，2000年
刘遵义、钱颖一和Roland把中国这套机制最强的理由讲了出来。双轨制在理论上是一条干净的转型路径：在计划轨上保证改革前的既有索取权，只在市场轨的边际上放开，它同时交出配置效率和没有任何既有索取者变差的结果，这就是它在政治上活下来的原因。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是同一套逻辑的制度化身：硬预算、受市场约束的增长，从来不必先打败国有部门的在位者，因为它是在它们旁边长起来的。中国造出了一个经济，在那里关于所有权的争论不必先分出胜负，增长就能开始。
“私有化的核心目标是让经济生活去政治化，把资产从政治家和官僚手里拿出来，要快，要不可逆，哪怕初始的配置并不理想。”
— 转述自Maxim Boycko、Andrei Shleifer与Robert Vishny，《私有化俄罗斯》，1995年
而那套证券私有化方案并不天真。面对一个正在崩塌、没有能力执行一场跨年度分步转型的国家，优先要做的是把资产迅速而不可逆地从国家手里拿出来：赶在权贵阶层能够重新把它抓回去之前让经济去政治化，造出一个在市场存续中有利害关系的有产阶层，并且接受一个不理想的初始配置，因为任何私人配置对预算约束的硬化，都强过继续由国家持有。部分改革陷阱让那个有耐心的渐进方案看上去像一个稳定的腐败均衡。改革者知道第一次配置会很难看。他们赌的是，在一个国家正在消失的地方，难看而私有胜过体面而国有。这个赌注在国家无力执行新产权的地方输掉了，那是裁断该管的事，但它是在残酷约束下作出的、有理由的赌注。
这场比较里最干净的一次隔离
把目标固定住，硬化预算约束、让价格出清，两套机制就干净地分开了。双轨制在边际上长出了一个硬约束的经济，没有引发再分配冲击；证券私有化试图一次性改造既有部门，而在缺少一个能执行新产权的国家的情况下，把控制权交给了内部人，他们让软预算换上私人的名字继续活着。双轨制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中国有一个运转着的国家，还有一份可以在边际上逐步淘汰的稳定计划；证券私有化之所以变成攫夺，是因为俄罗斯既没有可以从中长出去的稳定计划，也没有一个能执行它自己正在创设的产权的国家。科尔奈的诊断在两边都说对了病，到处都是软预算，但药方取决于一个强到能把它施下去的国家。机制上的差别是真实的，而它是国家能力差别的下游。
结构、战略和机制，每一样都不断指向国家本身。中国保住了自己的国家，改了自己的经济。苏联试图同时改这两样。仅仅是次序上的这一个差别，也许比所有经济学加在一起解释得更多。
政治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至于政治体制问题，我们不照搬西方。”
— 邓小平改革年代若干说法的合成，按通行的引述方式（“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句通常追溯到陈云）
“没有公开性，改革就不可能。我们需要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决定性条件。”
— 转述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年
差别就落在两位领导人的两句话里。邓小平改经济，拒绝碰党。戈尔巴乔夫同时打开政治和经济。同样的起始体制，相反的次序。中国保住了自己的国家，改革成了。苏联松开了自己的国家，改革和国家一起瓦解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次抉择占了这场分岔的多少，以及它究竟算不算一次抉择。
有一个概念给这场论证收尾：国家能力。市场需要一个能执行合同和产权、能维持秩序的国家。一场摧毁国家能力的改革，摧毁的是它正在建设的那些市场的前提。诺思关于可信承诺的工作把这一点讲得很尖锐。市场需要相信规则明天仍然算数，而这要求一个既愿意也有能力约束自己的国家。在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攫取性对包容性这面镜头下，真正起作用的问题不是哪一套制度更具包容性，而是这场改革有没有保住足够的国家能力，让任何新制度真正具有约束力。一项没有人能执行的产权，不是产权。
苏联政治经济的年表，公开性与改革同时推进，随后是1991年的解体，在《经济史》第15章 §15.7（停滞时期与崩溃）。可信承诺与制度这条学脉，从诺思到阿西莫格鲁，住在《经济思想史》第15章 §15.4（新制度经济学：威廉姆森、诺思）。
两种次序，各以最强的形态出场
“中国是靠有方向的即兴发挥跳出贫困陷阱的，那是一种给地方分散试验赋权、而不是取而代之的中央引导。”
— 转述自Yuen Yuen Ang，《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2016年
Ang把中国的次序读到了最强。保持党的完整，就保住了一个国家：它能执行新的市场规则，能在一场剧烈的转型中维持秩序，还能可信地承诺，发动这场改革的政权到时候仍然站着，会来兑现它。“有方向的即兴发挥”让地方政府去试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把管用的推开，同时又置于中央的政治控制之下，不让这些试验滑成混乱。政治上的连续性对经济上的成功起着支撑作用。正是那个没有倒下的国家，才使农业红利收得起来、双轨制施行得下去、新的产权执行得了。
“在苏联体制里，经济上的梗阻和政治上的梗阻是同一批人。戈尔巴乔夫判断，要让经济动起来，他必须打破官僚集团的把持，而那就意味着打开政治。”
— 公开性与改革同时推进这一主张的理由（转述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年）
苏联一方最强的说法是，戈尔巴乔夫的同时推进未必是一次可以随便避开的战略失误。苏联的经济停滞与政治僵化是缠在一起的：计划官僚系统和军工复合体本身就是政治行动者，从内部堵死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也许作出了一个站得住的判断：经济上的重构需要政治上的开放，才能打破官僚的否决权，而公开性就是用来动员公众压力、去对付部分改革陷阱那套文献所警告的攫取租金的权贵阶层的手段。这个赌注输了。政治上的开放加速了国家的瓦解，快过经济改革交出成果的速度。但这并不使它在事前显得愚蠢。它是在一个经济梗阻与政治梗阻本是同一批人的体制里，下的一注高方差的赌。
所有其他变量底下的那个变量
中国改了经济，同时让国家和党保持着能力。第1阶段的农业红利收得起来，第2阶段的双轨战略施行得下去，第3阶段的机制执行得了，全都因为国家没有倒。苏联同时推进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化，无论是一次自由的抉择，还是对一个政治梗阻与经济梗阻本就相同的体制的被迫回应，都拿走了其他每一个变量所依赖的国家能力，改革的那些前提也就随国家一起瓦解了。这场比较隔离出来的那个变量是政治次序与国家能力。“渐进主义对休克疗法”这个速度框定，是错的那条轴。对的那条是：“这场改革有没有保住一个能够执行转型的国家？”中国的渐进主义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它保住了国家；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所以举步维艰，部分是因为国家已经没了。一个计划经济是可以被逐步改革的，只要国家保持能力、结构又提供早期的胜利。在这些条件不成立的地方，休克疗法是对一个更坏的问题作出的站得住的回应。
政治上的连续性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着支撑作用，这个发现离“威权更会做规划”只有一小步，而这一步在这里并没有被证成。我们看得见的那些威权政体，是从一堆大得多的失败者里剩下的成功者；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发展型民主政体跑出了它们自己的国家主导奇迹。而威权是不是普遍更会做规划，是另一个真正有争议的问题，由威权政体更擅长长期规划吗？接手。这场比较测的是一件事，增长与产出意义上的改革成败，而这个主张是窄的：一场改革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来执行它。经济上的裁断并不蕴含任何政治上的裁断。
目前的结论
我们从两条线开始：一根曲棍球杆和一道悬崖，来自两个以同一种经济起步的国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把功劳记给改革战略，北京渐进，莫斯科激进，然后宣布渐进主义胜出。结构设定了难度：中国有一份剩余劳动力红利和一套被掏空的官僚系统，苏联已经花光了红利，还养出了盘踞的计划者。战略仍然要把这手牌打出来，中国的战略与它的结构相配。但渐进主义的前提，一份可以从中长出去的稳定计划和一个能施行它的国家，恰恰是俄罗斯所缺的，而波兰证明，只要这个前提成立，同一套战略就能成功。那套避开了崩溃的机制，也就是同时跑两个价格的双轨制，是国家能力的下游。而在这一切底下坐着的，是那个政治抉择：保住国家，还是拿它去冒险。
答案是一个条件句。“渐进主义胜过休克疗法”是真实的，但它取决于初始条件，尤其取决于国家能力。对的那条轴是次序，是这场改革有没有保住一个能够执行转型的国家。把苏联一方自始至终按它自己最强的样子来对待，艾伦所说的真实工业成就、部分改革陷阱、一个面对真正两难的戈尔巴乔夫，得到的教训就是：同样的药，需要一个强到能挺过去的身体。
- 初始条件设定了难度，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红利，对上苏联那个已经耗尽、工业化过度的结构。
- 战略仍然要把这手牌打出来。中国的渐进次序与它的结构相配；俄罗斯的激进方案回应的是一个部分改革陷阱和一个正在崩塌的国家。
- 机制分了岔。双轨制在边际上长出了一个硬预算的经济。证券私有化把旧的软预算企业交到内部人手里，而这个差别是国家能力的下游。
- 国家能力是所有其他变量底下的那个变量。裁断是有条件的：只要国家保持能力，一份计划就可以被逐步改革；在做不到的地方，休克疗法是对一个更难的问题作出的艰难回答。
这场比较，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这个更大问题的一次深入的两案例实例，而那个问题的制度这一股，正是这里国家能力发现的一般形式。中国的改革模式能不能活过它自己的成功，以及威权在长期是不是规划得更好，是另外的问题，留给它们各自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