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准学派，谁都不会自称学派，它们坐落在第1章那些经院道德哲学家与1776年这门学科的奠立之间。重商主义是其中时间更长、边界更松、在制度上后果更大的一个。重农学派则更短、更锐利，思想上也更有野心。两者合起来，构成了《国富论》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奠基之作的条件。
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1776年问世时，落地的并不是一片思想上的空地。有两个准学派占着这块地方。斯密用《国富论》冗长的第四篇拆毁了其中一个，又从另一个那里继承了一套方法论框架，也就是第二篇的再生产方法，却始终没有明确承认这笔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构成，一部分来自它从这两位前辈那里吸收的东西，一部分来自它用以界定自身的对立面。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不是等着一套正确理论来接手的失败先驱。它们是这门学科的留白，是“我们不是什么”帮着定住了“我们是什么”。
视野是1500—1776年。在这两个半多世纪里，欧洲各国在财政和军事上的竞争达到了此前任何一国都不曾做到的规模，长途贸易正围绕大西洋航路与亚洲航路重组，金银从新大陆流入伊比利亚，经奥斯曼各港流入黎凡特，又向南亚流出去换取香料、棉布和丝绸。回应这一现实的经济推理，是商人、王室官员和小册子作者在做。做这件事的还不是一门学科。这些推理者在海关有办公室，在议会有席位，彼此读对方的小册子，为君主出谋划策，替贸易公司记账。他们没有期刊，没有教席，没有课程。没有一个领域可供他们归属。
“重商主义”是19世纪回溯性地贴上的标签。被这个词归拢起来的那些商人和官员，其政策与著述都不曾自称重商主义。这个标签基本上由斯密及其后继者造出来，用以称呼《国富论》所攻击的那套体系，此后它把斯密的定性当作后世史学的一项预设带了下去。§2.3的争执，一部分正在于这个标签究竟有没有对应到任何一致的东西，还是说它把一堆异质的政策做法凑在一起，而这堆做法之所以成了一个学派，只是因为被当作一个学派来攻击。这个标签确实对应到了某种真实的东西，只是并非斯密所说的那种。
思想史图上有一条从考底利耶《政事论》（约公元前300年）指向重商主义的影响边。《政事论》关于国家岁入、贸易管制和物价管理的论述，比重商主义的政策纲领早了约十九个世纪。这该理解为经由长途贸易与行政网络的直接传播，还是理解为面对相似财政—军事难题的国家所作的平行预演，我们只把问题指出来，不作裁断。下文讲重商主义政策纲领时，会把《政事论》作为一个背景先例引入。要看这两者在图中相对于其余一切处在什么位置，可看时间线上的前古典时期群组与古代时期群组。政事论节点位于古代群组之中，它的影响边有明确标注。
印度的先例在中国有一个对应物，同样与任何欧洲借鉴无关。早在重商主义的小册子作者之前两千年，中国的政治家就已经在争论：君主该管制商业，还是听其自便？《管子》提出了一套轻重之术来平抑物价，物贱时由国家买进，物贵时由国家卖出。《盐铁论》（公元前81年）则记下了一场关于盐铁官营的完整廷辩，那是现存最早的一份关于商业上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孰是孰非的成体系论证。由国家来管理经济，是前现代世界各处独立得出的一个反复出现的答案。
重商主义国家及其特许公司所依托的那套商业机制，本身有一部分继承自欧洲之外。中世纪的伊斯兰商人早几个世纪就发展出了成熟的金融工具：mudaraba（穆达拉巴）与 qirad（基拉德）两种合伙，意大利商人接过去后称作 commenda（康孟达）；sakk（萨克），一种书面支付命令，英语的 cheque（支票）一词即由此而来；还有把资本置于信托之下的 waqf（瓦克夫）捐产。后来看上去像是欧洲金融创新的东西，很多其实是地中海把伊斯兰世界早已打磨成熟的工具再进口了一遍。
第1章收尾处的那套经院公平价格传统，并不是重商主义的前身。重商主义是讲究政策实效的国家形成，经院经济思想则是关于交换的神学—伦理推理。两者在时间上相邻，却不构成任何一条思想上的传承线。阿奎那把公平价格当作一个伦理框架内部的规范目标，孟则把贸易差额当作国家岁入的一个操作性问题。两种问题不属于同一类。时间线上的阿奎那节点位于古代时期群组，没有一条外向边通往重商主义所在的前古典群组。我们从两者中更大、更长的那一个说起。
这些先例背后的经济体，是经济史卷的题目。孔雀王朝的财政管理与汉代的盐铁专卖，落在它讲古典帝国的那一部分，经济史卷第1章。意大利人借来的康孟达等合伙契约，落在它讲后古典商业世界的那一部分，经济史卷第2章，在那里，基拉德契约早在任何特许公司出现之前三个世纪，就已经在为印度洋的航行融资。
托马斯·孟经营着东印度公司。他自1615年起担任董事，直到1641年去世，1620年代初写下《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此书由他儿子在1664年身后出版。到1770年代斯密动笔时，孟的这部《财富》已经成了后来所谓重商主义学说的标准表述，而关于重商主义的那套漫画式说法，即财富等于金银存量，基本上是从孟的书页里提取出来的，还是逆着这些书页自身的论证读出来的。
孟的论证内部并不是漫画式说法所暗示的样子。这里说的重商主义，是欧洲各国长达两个半世纪（1500—1776年）的一种政策取向，它把贸易顺差、金银积累、航海条例和特许垄断公司当作国民财富互相强化的工具。这个回溯性的标签所归拢的做法与著述，在它们自己那个时代是异质的，而这批材料中最核心的文本出自孟。贸易顺差学说比“贸易差额学说”更精确地点出了那项主张，后一种叫法把记账上的概念和学说上的靶子混作了一谈。
孟自己的论证把商人的账和国家的账分了开来。一个商人把白银运到苏拉特，换回胡椒，就单次航行看，他付出了金银，收进了商品。商人的账上显示的是流出。但白银运出去是为了换回更值钱的东西。胡椒在伦敦卖得的白银多于当初的支出，一个往返走下来，商人手里的金银余额比出发时更大。孟在记账上的要点是：真正在国家层面上算数的是往返的顺差，哪怕分段看流向显示的是金银在往外走。用错了统计口径去读国际收支，只看单次航行而不看整笔贸易，得出的政策答案就是错的。限制单次航行的白银流出，恰恰会挡掉那些往返差额有利的贸易。
这比重金主义的漫画式说法要精细，而且孟的文本把这一点明说了出来，这件事很要紧。重金主义是重商主义思想内部更粗糙的那一股，它把金银储藏当作相关的财富尺度，把财富与贵金属存量混为一谈。重金主义的立场会一概禁止白银流出，因为财富就是金银，金银离境就是财富离境。孟指名反驳了这个立场。这里的重商主义文本，是在一个比漫画式说法所承认的更审慎的框架里运作的。§2.3要问斯密那幅漫画是否站得住时，孟这项记账上的区分是首先要掂量的一件证据。
重金主义，即财富就是金属，是货币商品论在斯密之前的祖先，这套说法在比特币的争论里又浮了上来。
孟确实主张的是：只要在往返循环上出口超过进口，长期的国民财富就会增长，顺差以金银流入的形式积累起来。一旦把财富正确地界定为消费潜力，这套学说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错的，斯密在第四篇作的正是这个论证。但在孟自己那个财富定义之内，他的主张内部一致，在分析上也是站得住的，而那门把他拆毁掉的学科，后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在国家层面测量贸易流量的关切，这就是下文政治算术那股线索。
重商主义政策主要不是一套学说。它是一整套制度安排。1651年英格兰的《航海条例》规定，输入英格兰的货物必须由英格兰船只或原产国船只承运，其明白的目的是打破荷兰对转运贸易的支配，把航运需求引向英格兰建造的船只。条例在1660年续订并收紧，1663年再度收紧，它所建立的这套体系以某种形态一直存续到19世纪中叶。这项政策重塑了大西洋航运，引出了1652年和1665年两场对荷战争，并把英格兰的海上能力变成了一项国家工程。
另一项核心制度是特许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领到特许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哈得孙湾公司在1670年，皇家非洲公司在1672年。特许公司是由国家颁发特许状的垄断贸易法人，其授权覆盖一片划定的地域和一组划定的商品，并附带筑垒、缔约、征集武装以及把本国竞争商人排除在外的权利。这种形态把商业经营与主权授权结合在一起，后来的任何制度都不曾完全再现。这些公司修起了欧洲长途贸易的操作性基础设施：马德拉斯和巴达维亚的货栈，黄金海岸上的奴隶城堡，哈得孙湾沿岸的商站。它们所经营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白银流动、蔗糖、作为一套体系的奴隶贸易，是《经济史》第5章的题目。
在法国，重商主义在制度上的代表人物是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作为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从1665年直到1683年去世，柯尔贝尔建起了法国版的重商主义纲领：奢侈品的国营手工工场（织挂毯的戈布兰，圣戈班的皇家玻璃厂）、关税壁垒（1664年和1667年两次关税）、扩充的商船队，以及一家经营大西洋贸易的殖民地公司。柯尔贝尔主义是这套学说的操作形态，它之所以冠上柯尔贝尔的名字，是因为在法国的行政传统里，这项政策和这位官员分不开。在英格兰，克伦威尔的贸易委员会（1650年）早一代人就已经是同一种冲动的官僚形态，从克伦威尔的各委员会到王政复辟后的贸易大臣会议，再到18世纪的贸易委员会，这条制度上的连续性是英格兰施行重商主义政策的一条贯穿线。前古典时期群组中的重商主义学派节点把这个学派安放在思想图上。这些制度在其中运作的商业现实，也就是1640—1699年间荷兰人与英格兰人进入大西洋贸易的过程，可以从贸易地图的大西洋体系切片看到一个侧面。
重商主义那套制度既是经济政策，也同样是国家形成的工具。把它框定为一项理论写作纲领，就弄错了它首先是什么。作为一套体系的奴隶贸易、来自波托西的白银流入、加勒比的蔗糖经济、伊比利亚人与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对大西洋航路的争夺，这些都活在它们自己的制度现实与人的现实里，经济史各章把它们叙述到贸易地图各切片所锚定的实况层面。活在孟这样的商人、柯尔贝尔这样的官员和海峡两岸小册子作者头脑里的，是给这些事情套上的那个学说框架：国民财富靠有利的贸易差额增长，国家特许的垄断是长途商业正确的法律形态，保护性关税是经济政策的工具。《经济史》第5章接着讲被框定的那个世界。
重商主义有一股方法论上的线索，在这套学说后来的崩塌中活了下来。政治算术是威廉·配第在1670年前后造的词，指对国家经济能力的系统测量：人口、贸易量、税基、职业结构、各地区财富的对比。配第的《政治算术》在1690年身后出版，他的《献给英明人士》和《赋税论》早二十年就开创了这一体裁。格雷戈里·金在1690年代把这个纲领又推进一步，第一次系统估算了英格兰1688年的国民收入、职业分布和按社会阶层划分的消费。这些估算是粗的，方法按现代标准看是推断性的，但这项事业的性质无从误认。配第和金想把国家的经济能力变成一个可测量的对象，他们发明的那些技术，职业表、按阶级的收入估算、国民账户的对比，都是这门学科至今仍在做的国民收入核算可以认出的直系祖先。《经济学》第7章接着讲现代的那个后代。从重商主义传进古典经济学，再传进现代学科的，是那种要把眼前可测的东西测出来的经验统计关切。
孟的《财富》、那套制度安排、柯尔贝尔式的操作纲领，以及配第的测量事业，合起来构成了斯密在1776年遇到并与之交手的重商主义局面。斯密问的是：为这些制度作辩护的那套学说究竟对不对？他在《国富论》第四篇给出的回答，是把重商主义当作一套自洽的错误体系，从三条不同的战线上把它拆毁。此后史学界一直在为这场拆毁争论。
特许公司首先是一种治理形式，其次才是一项贸易政策。国家授予独占权利，而一家握有堡垒与缔约权的公司，用一重内部的权威关系取代了市场交易。什么时候权威关系胜过市场，正是交易成本经济学要问的。把《航海条例》和那些特许状看作把收益定向到某一种活动而不是另一种上的规则，则是道格拉斯·诺思的路数。经济学卷第18章两条都讲。
斯密用《国富论》第四篇拆毁了重商主义。两个半世纪之后，问题是：他拆掉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重商主义本来的样子？这场争执自赫克歇尔1935年的综合以来一直活在史学里，而马格努松（Magnusson）从1990年代起的修正主义解读又把它重新打开了。
《国富论》第四篇的篇名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它主要攻击的体系就是重商主义，斯密用他的统称“商业制度”来处理它。论证跨九章分三段展开，每一段做的是不同类型的分析工作。
第一段（第四篇第一章）直接攻击金银与财富的混同。斯密论证说，国民财富是可供消费的产品，不是金银储藏。一个金银富足而食物、布匹、工具匮乏的国家是穷的，一个货物充裕而金银不多的国家是富的。货币是货物借以交换的工具，而工具的数量不等于它帮着挪动的那份财富。斯密把这一点推到它的操作后果上：一国若缺金银，寻常的贸易就会把金银拉进来，若金银有余，寻常的贸易就会把它推出去。财富一经正确界定，贸易顺差学说就垮了。孟在商人与国家之间所作的区分在这里救不了这套学说，因为孟仍旧把金银积累当作相关的国民变量。
第二段（第四篇第二、三章）攻击关税保护，说它造成劳动的错配。把国内生产者挡在外国竞争之外的关税，会把劳动从其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也就是国内比较优势最强的部门，转到生产力较低的用途，也就是外国生产者更便宜的那些部门。整个国家因此更穷，因为劳动被用来生产那些本可以通过贸易更便宜地得到的物品，而受保护部门的所得，是由消费者和经济中其余部分被挤走的劳动来支付的。斯密手上没有李嘉图1817年才提供的比较优势形式化，他的论证是在自然价格、自然自由制度，以及生产者利益在与消费者利益冲突时并不等于公共利益这一命题的层面上作出的。这项论证在修辞上是毁灭性的，因为它把关税政策认定为特定行业披着国家政策外衣的寻租。
第三段（第四篇第四至七章）攻击特许垄断，说它是在攫取租金。退税、出口奖励金、殖民地贸易限制，以及特许公司本身，在斯密的分析里都是同一个模式的实例：国家把排他特权授予有政治关系的商人，特权产生出高于该项活动竞争性报酬的租金，而这些租金由消费公众以及被挡在受保护市场之外的商人和生产者来支付。东印度公司是斯密处理中的核心个案，他的分析毫不留情。他论证说，这家公司的利润不是来自它所经营贸易的生产率，而是来自把竞争者排除在外，若没有这种排除，竞争者本会把价格压到自然水平。
斯密这三段合起来的效果，是把作为一套政策学说体系的重商主义变成了一片废墟。金银与财富的混同讲不通，关税体制是错配，特许垄断是攫取。斯密创立的这门学科，继承了这份关于自己不是什么的说法。一代又一代学生学到的重商主义，就是《国富论》所驳倒的那个立场，而教科书上“财富等于黄金”的公式把斯密的定性当作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那一段的标准概括带了下去。马格努松的修正所争的正是这个概括。
拉尔斯·马格努松的《重商主义：一种经济语言的形成》（1994）以及作为其延伸的《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2015）论证说，斯密那幅漫画与重商主义作者实际写下的东西对不上。这一解读是在主张重商主义首先是什么。它的论证也分三段，与斯密的三段一一对应。
第一段把重商主义重新框定为国家形成的实践。1500年到1776年间的欧洲国家在做一件新事：建立常设的行政机构，用长期债务为常备陆军和海军筹款，通过关税与消费税征得中世纪王室从未接近过的税收规模，并在使经济政策成为生存工程的财政—军事压力下彼此竞争。重商主义政策是对财政—军事竞争所要求的那些做法在学说上的合理化。《航海条例》说到底是靠建起一支商船队来建起一支海军，因为商船队提供受过训练的水手，也提供战时可以征用改装的船只。柯尔贝尔的手工工场说到底是要降低法国在冲突期间对敌国进口品的依赖，并给国家一个供应军需的本土工业基础。这套学说看上去像是在讲金银积累，是因为金银积累是国家能力一个可测量的替代指标。斯密那幅漫画把替代指标读成了目标。
第二段是对重商主义作者更贴近文本的阅读。孟在记账上的区分我们已经走过一遍。爱德华·米塞尔登在1620年代贸易萧条的争论中写作，他把金银与信用分开，在金银问题上提出的一些立场，抢先占住了斯密一个半世纪之后的几步棋。米塞尔登的对手杰拉德·德·马林斯持一个更偏重金银的立场，但他为这一立场辩护的理由是货币性的，关涉货币的国际价值。马格努松的主张是：重商主义文献是一批严肃的货币与贸易分析，其内部本身就有争论，而斯密选孟作靶子，读的是这批文献最弱的形态，不是最强的形态。
第三段是稻草人问题。马格努松论证说，斯密拆掉的并不是作为一批著述与做法的重商主义，而是为了驳倒它而拼装出来的一个简化版本。这样简化合乎斯密的目的，因为自然自由制度与一个自洽的对立体系之间的反差，给了《国富论》它的修辞结构。但代价是，这门学科把一幅漫画当作它对此前那段的说法继承了下来。赫克歇尔1935年的《重商主义》是两代经济史家的经典综合，它在细化制度细节的同时基本接受了斯密式的定性。马格努松的解读则主张，这个定性本身就是错的，制度细节才是实质，学说不过是事后的合理化，而读那批经典重商主义文献的正确方式，是把它们当作一批在财政—军事压力下治理国家的人所作的务实经济推理。从赫克歇尔到马格努松这条线，就是现代史学在掂量简化失真这项指控该有多重。
两种解读各自在不同的方面部分正确。就狭义理解的贸易顺差学说而言，斯密赢了。一旦把财富界定为消费潜力，金银与财富的混同就讲不通，而孟在记账上的精细并不能挽救这套学说，因为他保留了金银积累这个目标。关税造成错配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论证。李嘉图1817年将要提供的比较优势形式化把它磨得更犀利，却并没有确立它，因为斯密的论证是在自然自由这个层面上运作的，用不着那个形式模型。特许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攫取租金，而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它靠排他获得的利润、1757年以后在孟加拉的劣行，以及最终被撤销特许，在历史个案的层面上证实了斯密。
在这幅漫画简化掉了什么这一点上，马格努松是对的。1500—1776年间真实的现象，是作为国家形成实践的重商主义，连同与之相伴的学说上的合理化。那批经典作者处理的是货币秩序、贸易调整和国家能力方面的真问题。《航海条例》造出了一支海军。特许公司修起了在当时的法律与军事条件下任何纯市场机构都不会造出来的操作性基础设施。政治算术把经济测量发明成了一项国家活动。这些没有一样被那幅漫画捕捉到，而这幅漫画长期主导着这门学科的自我理解，使重商主义实际做了什么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
这套继承下来的说法，在贸易顺差学说上是对的，作为对一种现象的描述则不足。代价体现在后来的经济史研究要恢复重商主义制度作为国家构建在做什么时所遇到的困难上，因为斯密式的定性训练这门学科去找学说上的错误。好处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获得了一个清晰的对立身份：自然自由制度，正是相对于第四篇拆毁的那套限制与排他的制度被界定出来的。这项评断的两半都是真的，它们该一起进入史学的记录。
国与国之间的自愿交换之所以带来互利，是因为各方都能以低于对方的机会成本生产某些物品，这一立场由李嘉图在1817年形式化为比较优势，并作为一个可用的框架在《经济学》第2章展开。斯密在1776年没有形式模型也赢下了他的论证，靠的是把财富定义为消费而非金银，以及那套把劳动配置到其生产性用途上的自然自由制度。形式化在四十一年后才到来，把这个结论变得数学上精确，但斯密并不需要它。贸易顺差之争当下的政策形态，也就是产业政策与战略性保护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能否站得住脚这个仍在争论的问题，是自由贸易导览的题目。时间线上的斯密节点与《国富论》著作节点标出了古典时期的位置，古典时期群组则显示出通往重商主义的那条对立边，其说明直接提到了斯密的论证。更完整的斯密，第四篇之外的那套体系、分工、看不见的手、劳动价值论，从第3章接着讲。
斯密与休谟回答过的那场贸易顺差之争，在当下的政策形态。
斯密反对囤积金银的论证，是现代产业政策之争所继承的那条李斯特反传统的种子。
弗朗索瓦·魁奈是蓬帕杜夫人的医生。他发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时六十四岁。《经济表》1758年问世，历经数版修订到1766年定型，此后一直是一个持续约二十五年的法国经济思想学派的分析中心。这个学派自称les économistes，即“经济学家们”，后来的评论者给它取名重农主义，词源是希腊文的“自然的统治”。它的主张是有野心的：经济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秩序，一切经济价值都源于农业，而阻碍自然秩序的政策会毁掉价值。
重农主义把经济分成三个阶级。生产阶级由农民和农业劳动者构成，因为只有农业生产才产生出超过其所耗投入的剩余。不生产阶级由制造业者、手工业者和商人构成。从今天的位置看，这个名称起得不好，手工业者在通常意义上显然是有生产力的，但它承载着一项精确的重农学派主张：他们的产出在价值上等于他们的投入，因为他们转化物品而不创造物品。土地所有者是地主，包括教会和王室，他们收取地租，是因为生产阶级生产出的东西多于它自身再生产所需。这套分类今天已经陌生，土地是价值来源这项实质主张也是错的，但正是结构上的那一步使《经济表》成其为一个模型：经济被划分成若干范畴性的角色，角色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明确写出来。
这个模型走的是一个年度循环。设某一年农业生产出50亿里弗尔的谷物。魁奈自己的数字在各版之间有出入，要紧的是比例。这份产出中，20亿作为地租归土地所有者，20亿交给不生产阶级，换取生产阶级来年需要的工具、成品和手艺服务，还有10亿由生产阶级自己留下，作为来年的种子粮和劳动维持费用。至此，生产阶级已经把20亿放进不生产阶级手里，把20亿放进土地所有者手里，自己握着10亿种子等着下一个循环。
现在流向反转。不生产阶级手里有20亿里弗尔，用它向生产阶级购买农业投入品，也就是手艺活的原料，以及食物、饮料、燃料这类消费品。这20亿回到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手里有20亿，对半花出去：10亿买农产品，即食物和乡间物产，10亿买制成品，即衣物、家什和城市服务。买农产品的那一半流向生产阶级，买制成品的那一半流向不生产阶级。
循环结束时，账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平掉。土地所有者持有超出再生产成本的那份剩余，也就是他们当初收到的20亿地租，这笔钱已在循环之内花掉并消费掉。生产阶级持有来年生产所需的种子和维持基金，它垫付出去的经营支出已经从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那里收了回来。不生产阶级净持有为零：它从生产阶级收到20亿，其中10亿又付回去买投入品和消费品，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收到10亿，这10亿随后又付出去买原料。系统于是就位，等着下一个循环。下面的图把这一流向画了出来。
亲手推一推《经济表》。移动农业剩余（土地抛出的那份纯产品）和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分配，也就是他们在农产品与制成品之间怎么分，看着六条流量重算，看着循环要么再生产下去，要么失败。试着让农业挨饿，好让不生产阶级成为纯产品的来源，系统就不再能再生产了。
图2.2（可交互）。 《经济表》作为一个参数空间。拖动时箭头的粗细和标签会重算，纯产品读数和能否进入下一轮再生产？这项裁断也随之更新。拖动滑块，试试预设。
土地养活所有人，也只有土地留得下剩余，作坊不过是把土地长出来的东西重新塑一遍形。收成压得够低，农场就再也盖不住来年的种子和自己需要的工具，整个循环于是停摆。作坊再怎么忙也补不上这个缺口，因为作坊从来就不是纯产品的来源。
魁奈基准下的一个年度循环（总产50亿，其中40亿是纯产品）：归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 \tfrac{1}{2}\,\text{surplus}$，给不生产阶级的投入 $= \tfrac{1}{2}\,\text{surplus}$，另有10亿留作种子。不生产阶级把收到的钱付回去，土地所有者把地租按 $\text{split}$ 分给农产品，按 $(1-\text{split})$ 分给制成品。
纯产品是农业那条流量所留下的剩余：$\text{produit net} = \text{rent}$，归于土地所有者。再生产只取决于农业剩余：收成必须抛出足够的量，去垫上来年的avances（预付），即 $\text{surplus} \ge 1\text{ bn}$。把剩余压到这个底线以下，循环就无法再生产，不论土地所有者怎样分配支出：净额为零的不生产阶级供不出缺掉的那份产品。
图所显示的东西比具体数字重要，也正是这一点使《经济表》成为第一个宏观经济模型。这个模型追踪价值如何在一个年度循环里流经可再生产的范畴关系。它辨认出一份超过再生产成本的剩余，即纯产品，并且这份剩余在系统中有确定的落点：它以地租的形式归于土地所有者。它显示这一年的生产再生产出下一年所需的投入。它把经济当作一个内部流量可以配平的封闭系统。后来的宏观经济建模走的就是同样这几步。《经济表》做的正是投入产出分析、循环流转图和国民收入核算所做的事，只不过它是用错误的实质内容，即§2.5将要处理的土地是价值来源那项主张，配上了正确的结构形式。
实质内容给了重农主义它的政策纲领。纯产品（produit net）是这一循环的产出超过其所耗投入的那份剩余。这套学说的中心主张是，只有农业创造纯产品，不生产阶级只作转化，不作创造。从这项主张出发，两个政策立场几乎是演绎地推出来的。第一是单一税（impôt unique）。如果只有农业创造纯产品，那么任何不落在土地上的税，要么落在生产阶级身上，把生产压到再生产线以下；要么落在净额为零的不生产阶级身上，无从维持；要么反正还是转嫁给土地所有者，因为只有土地所有者手里握着最终可用来纳税的那份剩余。推论就是：一切税收都应当直接落在剩余归集的土地上。按重农学派的说法，各国实际赖以取得岁入的那些间接税既低效又讲不通。
第二是自由放任，自由通行（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这个说法是重农学派自己造的，出自这个学派1750、1760年代的文献。字面意思就是“让它做，让它过”，这句口号压缩了一项方法论承诺。经济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秩序，这些规律在不受打扰时是可再生产、自我配平的，而阻碍自然秩序的政策，关税、国内关卡、行会对手艺的限制、价格管制、重商主义那整套管制体系，会因为干扰了本可让系统再生产的流转而毁掉价值。自由放任首先并不是一套关于国与国之间自由贸易的学说，而是一套关于政策与自然法之关系的学说。自由贸易的读法是后来才有的，是这句口号进入古典传统之后的事。
重农学派有三个重心。魁奈是学派思想上的创立者，直到1774年去世一直是它的分析中心。维克多·里凯蒂，即那位革命家的父亲米拉波侯爵，是它的宣传者，他与魁奈合著的《农业哲学》（1763）是这个学派的系统陈述，触及了较为枯索的《经济表》各版够不到的读者。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是学派的政策人物。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把这套分析框架扩展到资本积累和财富在各部门之间的流通，而他在1774年8月被任命为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给了重农学派它唯一一次直接的政策时刻。
杜尔哥的任期很短。从1774年8月到1776年5月，他试图把重农学派的原则付诸实施：粮食的国内贸易自由、废除王室道路上的强制劳役、取缔行会垄断、削减宫廷开支。反对派的联盟，高等法院、行会、王后的圈子，以及杜尔哥的节约所针对的宫廷年金持有者，在二十一个月内把他扳倒。他在1776年5月被免职，改革大体被推翻，他一直想收拾的宫廷财政危机无人收拾地延续到整个1780年代，直到1789年革命爆发。重农学派的政策时刻，在《国富论》抵达法国读者之前就已结束。前古典时期群组中的重农学派节点在时间线上承载这个学派，其论旨栏直接点出纯产品学说。由《经济表》下传的现代宏观经济循环流转工具，投入产出、IS-LM 模型、封闭经济的循环流转，见《经济学》第8章。瓦西里·列昂惕夫在1930年代明确把他的投入产出方法论追溯到魁奈。
这个学派之所以值得这门学科注意，靠的是《经济表》。单一税是一项政策推论，它作为观念比作为实践活得更久，亨利·乔治在1870年代又搬出过它，其结果我们不去追。杜尔哥的任期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史的一章，不如说是法国大革命前史中的一段插曲。真正活下来并使重农主义在思想上有分量的，是《经济表》迈出的那一步：把经济当作一个内部有再生产关系、可以建模的系统。这一步正是斯密后来吸收进《国富论》第二篇，此后由这门学科无限期带下去的方法论遗产。产生出这个模型的那项实质主张，即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寿命要短得多。
《经济表》被反复修订的那十年，正是理查德·阿克莱特建起第一批水力纺纱厂的十年。魁奈的各版从1758年排到1766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专利是1769年，他在德文特河畔克罗姆福德的第一家工厂1771年开工。在当事人的头脑里，这两件事毫无联系，魁奈没有理由知道阿克莱特，阿克莱特也没有理由去读魁奈，但时间上的重合比任何联系都更要紧。一切经济价值都源于农业这套学说，被打磨成它最终的分析形态，恰恰是在欧洲各国经济的生产实况即将把这项主张颠倒过来的那个历史时刻。
不出五十年，“不生产阶级”就成了英国财富的引擎。兰开夏的棉纺厂和斯特拉特家族在德比郡的合伙企业，从阿克莱特那第一家工厂长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制造体系。到1800年，英国棉纺业雇用了几十万工人，出口规模足以重塑全球的贸易差额。到1850年，制造业按增加值算已在全英国超过农业成为最大的部门，比利时、法国部分地区和德意志各邦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到1900年，制造业已是西欧、美国和快速工业化的日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创造部门。英国如何率先工业化，其余国家如何跟上，这段经济史叙述见《经济史》第7章和第8章。工业革命节点在思想图上把它标为一个危机事件。
这套学说与工业化相撞，输了。作为一套实质价值理论的重农主义，在魁奈去世后一代人之内就完结了。到1830年代，已经没有严肃的经济学家还在为只有农业创造纯产品这一命题辩护。亚当·斯密1776年写作时，已经吸收了重农学派的系统方法，同时摒弃了土地是价值来源这项承诺，而追随他的古典经济学拿走了方法，把那项实质主张留在了原地。这个学派的政策口号进了古典传统，它的分析方法活下来，并且移植到了别处，它那项实质性的中心主张则从这门学科活的词汇里消失了。
活下来的东西，沿着方法论与实质内容的分界线干净地分开。有三样东西从重农学派传进古典学派，并继续往下走。第一样是关于经济的系统构想。斯密《国富论》的第二篇，那段关于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及国民财富跨期再生产的长篇处理，背后若没有《经济表》就读不懂。斯密没有走到魁奈那样把循环流转形式化的地步，但概念上的那一步，把资本当作国民产出再生产中起作用的变量，把经济当作一个年度生产必须再生产出自身投入的系统，是重农学派的，只是经过提炼，并且摆脱了土地是价值来源那项承诺。这份方法论遗产，就是时间线上从重农学派到古典经济学那条影响边的实质内容。斯密完整的体系从第3章接着讲。
第二样是自由放任这句口号，它与自己的理论根据脱了钩。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奠基于自然秩序学说：政策放手时经济会自我再生产，因为自然秩序的规律本身是可再生产、自我配平的。土地即价值这项实质主张一被丢掉，自然秩序这个根据也就跟着走了。留下来的是作为一种政策立场的口号，摆脱了当初为它提供正当性的那套形而上学。古典学派继承了这句口号，又在别的条件上给它重新奠基：斯密的自然自由制度、支持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论证、穆勒适用于商业的伤害原则。自由放任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后续生命，它在曼彻斯特学派、19世纪后期反关税运动、20世纪新自由主义中的用法，靠的是一句丢了理论根的口号，而它之所以在政策上传得更远，正是因为丢掉这些根之后行装更轻。
第三样是《经济表》本身，它是投入产出分析、国民收入核算和现代循环流转图在方法论上的祖先。瓦西里·列昂惕夫1930年代在哈佛工作，把投入产出分析发展成一种追踪一国经济内部产业间流量的方法。他1936年的论文《美国经济体系中的投入产出数量关系》和1941年的著作《美国经济结构》明确把这套方法论的谱系追溯到魁奈。从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出发，这条线一直向前，通到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也通到《经济学》第7章和《经济学》第8章当作标准配置携带的宏观经济循环流转。
土地是价值唯一来源这套学说，在它最强的表述提出后五十年内就死了。把经济当作一个有可再生产关系的系统来对待，这项方法论承诺则成了这门学科最耐用的遗产之一，一路穿过古典学派，进入马克思的再生产分析，进入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进入现代国民核算。重农主义在农业这件事上错了，在如何给一个经济建模这件事上对了。它回答的是“财富从哪里来？”，答错了。下一节转向休谟，他回答的是“财富囤得住吗？”，答对了。
1752年，大卫·休谟了结了一场重商主义者赢不了的争论：靠囤积是囤不出财富来的。他的做法，是把那台击败他们的机器摆到他们面前，黄金流进来，物价涨上去，黄金又流出去。休谟是亚当·斯密最亲近的朋友，也是他的直接前辈，承载这个论证的那篇文章《论贸易差额》，1752年收在他的《政治论文集》里，比《国富论》早二十四年。孟的推理出自商人的账簿，魁奈的推理出自医生对循环的直觉，休谟的推理则出自一个机制，正是这个机制使他的论证成为这条谱系上第一件贸易理论。
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论证的是：贸易顺差维持不住，因为顺差本身会发动那些抹平它的力量。把这个回路走一遍。一个有顺差的国家，收进的金银，也就是当作货币用的铸币和条块，多于付出的。流入抬高国内的货币供给。更多的货币去追同样数量的货物，国内物价就涨。国内物价一高，这个国家的出口品在外国买家眼里变贵，外国进口品在本国买家眼里变便宜。出口下降，进口上升，顺差缩小。流进来的金银开始往回流。这个过程持续到差额恢复，金银净流动为零为止。结论就是把重商主义的目标拆毁掉：永久的贸易顺差是不可能的，所以靠长久的有利差额去积累金银，也就是贸易顺差学说所开的那副方子，是自我挫败的。你堆起来的那堆金银，正是把你挤出堆起它的那个市场的东西。
斯密后来在第四篇攻击贸易顺差学说，用的是把财富重新定义为可供消费的产品。休谟则按这套学说自己的说法攻击它：就把金银当作重商主义者所求的那份奖赏，然后证明这份奖赏握不住。两个论证互补，斯密的第四篇可以倚在休谟先行的结论上。哪怕依着重商主义者承认金银才是要紧的东西，这套政策仍然失败，因为金银不会留下。下面的交互件让这个回路转起来。
让休谟的机器转起来。设一个初始贸易失衡，比如A国一开始有顺差，或者放一次一次性金银发现，也就是让A国得到一笔新大陆白银的横财，然后看这个回路怎么转：A国的货币存量和物价上升，出口品变贵，差额缩小，金银又流了出去。没有哪一种设置能产生永久顺差。差额曲线每一次都回到零，重商主义那个囤积目标之所以自我挫败，正在于此。
图2.3（可交互）。 在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下，A国的贸易差额随时间的变化。无论起初的失衡或冲击是什么，差额都收敛到零，永久顺差是不可能的。拖动滑块，放一次金银冲击。
你赢来的黄金流进来，物价上涨，你的货物变贵，买家转去别处，黄金又流了出去。得到一笔一次性的白银横财，同一套机器也会随时间把它带来的贸易优势抹掉。怎么调都调不出一个永久顺差，因为顺差正是那个把自己关掉的东西。
在产出和流通速度固定的条件下，用货币数量论关系 $P \propto M$ 把价格水平与货币存量拴在一起。金银流入 $\Delta M > 0$ 抬高 $P$。贸易差额是相对价格水平的减函数，于是 $\Delta P > 0 \Rightarrow$ 出口品变贵 $\Rightarrow \Delta(\text{balance}) < 0$：顺差缩小。
金银按差额的比例流向顺差国，于是缺口合拢，对任何初始条件都有 $\text{balance}(t) \to 0$。$P \propto M$ 这一关系就是机制底下那个货币数量论的直觉。完整的交易方程式及其在货币谱系上的后代，属于《经济思想史》第10章（反凯恩斯革命）和货币主线。
休谟的铸币流动是这条谱系上第一个分析性的贸易论证，第一个用机制了结一个贸易问题的论证，也是后来各级台阶所倚的那块底石。斯密对绝对优势的示意、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及现代的引力模型，都是同一条主线上后来的台阶。它们各自回答休谟留下的一个问题，一国从贸易中得到什么、它出口什么、贸易量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没有一个推翻休谟那个结论：靠囤积是囤不出财富来的。贸易这条主线从本章出发，到《经济思想史》第3章（古典政治经济学）讲斯密和李嘉图，到《经济思想史》第5章（边际革命）讲赫克歇尔—俄林，到《经济思想史》第10章（反凯恩斯革命）讲克鲁格曼，到《经济思想史》第12章（新凯恩斯主义）讲引力模型。
机制底下还有一个往后传的货币直觉。真正做事的那一步，金银多了国内物价就涨，是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的货币数量论关系：金银流入抬高货币数量，而在货物量与流通速度大致固定的条件下，钱多就意味着价高。休谟在同一部《政治论文集》里陈述了这一推理，它对货币理论的持久贡献，与铸币流动那个回路对贸易理论的贡献一样大。完整的交易方程式以及由它下传的货币谱系，经金块论战、货币主义的复兴，直到当代的争论，归《经济思想史》第10章（反凯恩斯革命）和货币主线处理。现代的货币理论在《经济学》第16章。§2.2的重金主义，是货币主线在休谟的数量论推理之外一并继承下来的那个商品论祖先。
“贸易逆差就是我们在吃亏”这同一项说法，在2018年以后的关税政治里仍然活着。休谟1752年就回答过它。
从重商主义那里，这门学科拿了两样，弃了一样。从重农学派那里，也是拿了两样，弃了一样。从休谟那里，它拿到了一个从来不必弃掉的机制。它拿走什么、拒绝什么，正是《国富论》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奠基之作而不是一部续篇的原因。
重商主义，被吸收的是什么。配第和金的政治算术往下传，成了那种要测量贸易差额、人口、职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经验统计关切。从配第的表格，到金对1688年的估算，到19世纪的普查与统计基础设施，再到1953年版和1968年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条贯穿线是连续的。那门拆毁了重商主义政策学说的学科，继承了重商主义的测量纲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起了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重商主义的制度安排，《航海条例》、特许公司、柯尔贝尔式的手工工场，则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用以界定自身的对立基准往下传。斯密的自然自由制度是相对于一套限制与排他的制度被表述出来的，而那套制度就是运作中的重商主义。这门学科知道自己不想成为什么，靠的是知道重商主义政策是什么。
重商主义，失败的是什么。狭义理解的贸易顺差学说，也就是把金银储藏当作相关财富尺度的那种金银与财富的混同。斯密的这项裁断站得住。财富一旦是消费潜力，这套学说就垮了，而它在操作上的政策推论，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积累金银，一旦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那个相关的目标，也就不再讲得通。孟在记账上的精细并没有挽救这套学说，他把学说的内部逻辑打磨得更严密，却没有触动学说所倚靠的那个财富定义。狭义这一限定很要紧，马格努松的解读恢复了那幅漫画简化掉的东西。但就学说本身而言，这门学科判对了。以孟所作的那种形态提出的贸易顺差论证，经不住把财富定义为消费而非金银。
重农主义，被吸收的是什么。关于经济的系统构想往下传进了斯密的第二篇，又从那里进入这门学科分析资本、再生产和循环流转的常备工具。从斯密的第二篇，到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到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再到现代国民收入核算和宏观经济循环流转，这条方法论谱系是连续的。作为一种政策立场的自由放任进入古典传统时，已经脱开了它在重农学派那里的理论根据，即土地是价值来源的自然秩序学说，并在古典的前提上重新奠了基，也就是自然自由制度和比较优势论证。这句口号走得远，是因为它把形而上学卸掉了。
重农主义，失败的是什么。工业化破晓之际的土地是价值唯一来源。兰开夏纺厂这项证伪是充分的：这套学说把价值锚在农业上，而制造业正要超过农业，成为整个西欧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创造部门。这项实质主张熬不过它自己的那个世纪，而政策纲领，最显眼的是单一税，在它所倚靠的那项主张变得经验上站不住时，就失掉了分析上的根据。方法论承诺与实质主张相互独立，所以方法活了下来，学说没有。
休谟，贡献的是什么。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第一个分析性的贸易论证，贸易谱系的第一级台阶，以及它底下那个货币数量论的直觉。休谟没有“失败的是什么”这一栏，因为这个机制是被人往上搭的：斯密倚着它，李嘉图搭上了下一级台阶，前面提到的现代贸易理论回答了休谟留下的那些问题，却没有推翻他的结论。休谟是苗床，是这门学科唯一从中继承到一个能用论证的准学派立场。
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休谟是三位前辈，他们的贡献与错误合起来定住了古典学派会是什么样子：方法上是系统的，这来自重农学派；经验上是测量过的，这来自重商主义的政治算术；反对国家管理的垄断贸易，这针对的是重商主义制度；把自由放任作为政策立场持守，这句口号来自重农学派，在古典的基础上重新奠过基；并且配备了第一个建立在机制上的贸易论证及其货币直觉，这来自休谟。若没有这两个准学派可供它在某些轴上界定自身，又在另一些轴上继承，若没有休谟递给它第一个可以往上搭的论证，古典学派就不可能成为它自称的那个奠基学派。奠基是有选择的继承、有选择的对立，加上一块借来的基石。两个准学派让前两样成为可能，休谟提供了第三样。
下面把这套继承格局画成一张关系子图，筛选到价值论谱系。来自准学派时期的两条价值论继承边承担了这个论证：古典经济学对重农学派的继承，也就是系统方法的存活，以及经院到古典的价值论桥梁（阿奎那→斯密）。
从1776年接手的古典学派，从重农学派继承了方法论承诺，从重商主义继承了一份反纲领。下一章走一遍它长成的那个学派：第四篇之外斯密完整的体系、李嘉图推进的劳动价值论、马尔萨斯关于永久约束的论证、穆勒的综合、1797—1821年的金块论战。产业政策与战略性保护在今天全球经济中的现代政策之争，是自由贸易导览的题目。从休谟的铸币流动，经比较优势和现代贸易理论，一直通到近来产业政策复兴的贸易理论谱系主线，则贯穿贸易主线导览。
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身后出版）；配第《政治算术》（1690，身后出版）；魁奈《经济表》（1758，续修至1766）；米拉波《农业哲学》（1763）；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史学方面：赫克歇尔《重商主义》（1935）；马格努松（Magnusson）《重商主义：一种经济语言的形成》（1994）；马格努松《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2015）；列昂惕夫投入产出系列论文（1936、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