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英国：穿过后发工业化的两条路
英国主导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德国晚了整整一代人，随后在一个人的一生之内追了上来，并在下一批要紧的产业里反超。通常的教训是德国聪明，英国变得自满。把两个国家都按各自最强的样子来看，浮出来的是一个更诚实的故事：两条都合乎理性的道路，谁也不是谁的陪衬。
两只钟
“在若干重要的历史事例中，工业化进程一旦终于在一个落后国家启动，同较先进的国家相比就显出相当大的差别，不只在发展速度上……还在于这些进程所产生的工业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上。……一国经济越落后，那些专为增加新生产业资本供给而设的制度因素，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962年
这是统着这一对比较的核心想法。格申克龙把起步晚这个显而易见的不利条件翻了个面：后来者可以绕开领先者走过的死胡同，把它最好的技术整套拿来，但前提是它能发明出相应的制度，以有机增长从来不曾要求过的节奏去动员资本和技能。按这种读法，落后是另一个问题，要用另一套工具来解。德国的追赶是他的本命案例，而这篇导读所围绕的问题，是他这个视角究竟合不合用。
在谈任何制度之前，先定下什么才算意外。增长理论说，一个位于技术前沿之下的后来者，只要采用前沿技术而不必自己发明，增长就可以快过领先者，这就是趋同基准。所以1840年之后德国比英国长得快，是零假设。追赶只要奏效，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趋同没有给出的，是机制。格申克龙补上的一点是：追赶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必须被组织起来，而组织它的那个机构采取什么形态，取决于你起步时落后多少。趋同与诱致性创新这套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第13章（增长理论）§13.6。德国的时间线、从关税同盟到1913年的记录，以及五个经济体的追赶比较，是经济史第8章（英国之外的工业化）§8.1的骨干，与它对照的英国先行者记录则在第7章（工业革命）§7.1。
趋同基准只有一行。如果一国的收入 $y$ 落在前沿 $\bar{y}$ 之下一段距离，它的增长率就随这道差距上升：
$$\frac{\dot{y}}{y} = \lambda\left(\frac{\bar{y} - y}{y}\right)$$落得越远，就该长得越快，所以快速追赶正是这条式子的预测。格申克龙点出的谜团在系数 $\lambda$ 上：要合上这道差距，需要有制度去动员资本和技能，而德国道路与英国道路的分歧，正落在这些制度上。
抄比发明快。一个落在前沿之后的国家，只要采用别人已经验证过的机器，就能长得很快，所以德国跑到英国前面，本来就是追赶该有的样子。这个简单的故事略去的，是抄这件事如何付钱、如何配人。德国必须建起银行和学校，用高速去做英国靠有机生长慢慢长出来的那些事。那个“如何”，就是这整场比较。
这两只钟怎么走，是看得见的。长期人均GDP序列把英国线与德国线并排放在一起：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前一直被政治上的分裂拖着，在19世纪下半叶一路向英国趋同，到1900年逼近持平，1913年略微越过。有一点要当心：这场“反超”是真的，但它是分部门的，化学、电气、钢铁、精密机械，而在人均总收入上两国接近齐平，进入20世纪之后英国在若干指标上仍然领先。
两套解法，两个不同的问题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能源革命，其余的一切都在其次。”
— 先行者这条路，取其最强形式，转述自经济史第7章的读法
先把英国这只钟按它自己最强的样子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有机的、自下而上的，由现实中的相对价格推着走：煤便宜，劳动力贵，一套纺织加蒸汽的技术配置，由一批干中学的动手匠人拼装出来。它不需要协调型银行，也不需要发展型国家，因为它一边走一边把自己的先决条件长出来，慢慢地，一间作坊一间作坊地长。没有人规划过它，也没有人规划得了。在没有领先者可抄、没有成熟技术可买的时候，这是第一次抵达前沿的唯一走法。英国的制度，正是发明前沿所需要的那套制度。
“一个国家必须牺牲和放弃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以取得文化、技能和联合生产的力量。”
—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
现在看德国这只钟，同样按最强的样子。德国是在英国已经把前沿趟出来之后才到场的，这意味着它不必把第一次工业革命慢慢重跑一遍，而可以直接朝下一次去组织，也就是以科学为基础、由化学、电气和钢铁构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用什么去组织？用在企业之间协调资本的银行，用修铁路、建关税同盟的国家，用制造工程师的技术学校。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一代人就论证过，后起者必须在临时性的保护后面把自己的生产力建起来，这就是对着斯密自由贸易默认设定的那套国民经济框架。德国的追赶是一场结构上不同的工业化，建立在制度替代之上。
目前的结论
格申克龙对问题的重构，是组织这场比较的正确视角，它把两个问题分得很干净。趋同基准已经告诉我们，德国追赶的速度本就在意料之中，因为一个落在前沿之下的后来者本来就该长得快。需要解释的是制度形态，而这正是格申克龙提供的：后发工业化国家用制度去替代先行者有机长出来的那些先决条件。所以这个视角对德国这一半贴合得很好。有一点保留：我们是在这个命题的本命案例上检验它，而它是否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成立，也就是从英国经德国到俄国的那同一道单调阶梯，是后面几个阶段还得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格申克龙说，起步时坑挖得越深，爬出来所需要的那个机构就越大。对德国来说，第一个大机构是银行。股份公司和地球上最深的资本市场都是英国发明的。那么，为什么最后是那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手里有了协调重工业的那种金融机构？
给一座工厂出钱的两种办法
“一家德国银行……从摇篮一直陪到坟墓，从设立到清算，伴着一家工业企业存续期间的一切起落。”
—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962年
这就是德国的全能银行，德文的Grossbank，做着英国清算银行不肯做的事。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和达姆施塔特银行长期持有股权，把自己的董事派进工业企业的监事会，在整个周期里护着企业走。德意志银行与克虏伯的关系是范例：伦敦短期票据市场不肯提供的长期信贷，一笔股权，一个董事席位，以及与整个鲁尔区战略相协调的融资。这种关系是结构性的，它成了格申克龙的核心例证，用来说明一个落后经济体如何动员它在稀薄市场上筹不到的资本。
这里的分析工具，是把制度看作协调问题的解法，即在信息不对称和回收期漫长的条件下，怎样把资本送到工业手里。两种金融体系就是对它的两个回答。关系型融资把监督内部化：全能银行坐在董事会里，持有股权，在整个周期里都把自己的利益绑在里面，因此它敢凭一种保持距离的放贷人无法定价的软信息去放长钱。交易型融资把监督外部化：保持距离的市场依靠价格信号、流动性，以及随时退出的选择权。两者都不是笼统地更好。一个在信息稀薄的条件下把成块的大额资本动员到重工业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产业上去的追赶经济体，由协调型银行来服务是合适的。一个市场很深、既有企业存量很大、贸易与海外投资机会充裕的成熟经济体，由流动性好的、保持距离的市场来服务是合适的。把制度当作协调解法的这套框架在经济学第18章（制度经济学）§18.1。大银行本身的记录，德意志银行、克虏伯、银行进董事会这个样式对上英国的清算银行，在经济史第8章 §8.3。
一个做协调的大脑，和一个运转正常的市场
“德国的投资银行……正是落后所要求的那种合理化与计划的化身。”
— 德国全能银行模式，取其最强形式，转述自格申克龙
德国全能银行讲到最强，是一项真正的制度创新，它把追赶中的协调问题解得比保持距离的市场在那件任务上所能做到的更好。重工业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钢炉、化工厂、电力网络，需要的是大额、成块、长周期的资本承诺，还需要供应商、生产者和客户三方的投资在时点上一起动。一家持有股权、坐在董事会里、跨企业做协调的银行做得到这一点；一家隔着距离给钢铁企业定价、不肯把贷款放过一张短期商业票据的债券市场做不到。大银行把德国的化学、电气和钢铁建到了德国市场自己绝不可能达到的规模和速度。这是一项后发工业化国家建起来、而先行者从来不需要的替代性制度，也是格申克龙说对了的最干净的一条证据。
“伦敦金融城的资本既没有闲置，也没有错配。它被放在风险调整后回报最高的地方，而对英国来说，那就是海外和贸易。”
— 英国保持距离的市场，取其最强形式，对着“绅士资本主义”那项指控
标准的指控，也就是Cain与Hopkins的“绅士资本主义”读法，说的是伦敦金融城和英国的建制把金融从本国工业那里引开，转向帝国、外国主权借贷和食利者回报，让本土的工厂挨饿。英国的工业企业确实觉得金融城比德国企业眼中的大银行要远，银行与工业之间的这道距离是真的。但金融城是对着英国实际拥有的机会高效配置的：一批不需要协调型银行、已经站住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企业，以及一个帝国加贸易的结构，在那里海外基建和主权借贷提供的风险调整后回报，高过兰开夏边际上的那点纺织。把这些回报追到海外去，正是一个又深又有流动性的市场被造出来要做的事。
目前的结论
摆到桌面上的证据里，全能银行是支持格申克龙的最干净的一条，德国这一半印证了这个命题。但保持距离的市场是对着另一组机会集合去优化的，按英国实际能拿到的回报看，它的配置是理性的。德国的关系型融资确实是一项真实的制度优势，限于资本密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部门里的追赶，这个主张比“英国金融坏掉了”那项指控要窄得多。
银行可以把钱送到化工厂。但它本身生不出那个知道该造什么的化学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产业出自实验室，第一次出自作坊，而为此德国建起了英国始终没有真正建起来的东西：一条从讲堂到实验台再到车间的链条。
造一个化学家的两种办法
“到1900年，德国的合成染料已经摧毁了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天然染料产业，拿下了世界市场80%以上。英国那套手工艺学徒制模式，复制不出高等工业学校造出来的东西：一条从科学研究到工业应用的系统链条。”
— 经济史第8章 §8.3，论巴斯夫与合成染料工业
巴斯夫的化学家受过高等工业学校的训练，在专门建造的企业研究实验室里工作，1869年用煤焦油合成了茜素，1897年合成了靛蓝，而这两种染料几千年来一直是天然产品。一代人之内，他们的实验台，连同拜耳和赫希斯特的实验台，拿下了世界染料市场的五分之四。企业背后站着上游的供给：柏林夏洛滕堡、慕尼黑、亚琛和卡尔斯鲁厄的技术大学，把工程师和应用化学家培养到没有哪所英国机构比得上的水准。第一次工业革命靠的是通过学徒制和作坊里的试错传下来的手工艺技能。第二次靠的是有机化学，而一个合成分子是摸索不出来的。
这里的分析工具是人力资本，以及科学—工业联结这项创新上的制度投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抬高了工业的知识密集度：正规技术训练和有组织的企业内部研发，回报急剧上升，于是那些造出受训科学家、又把他们输送进企业的制度，在新部门里变成了比较优势的来源。业余发明家加干中学这个模式，其边际上的创新来自一个对要素价格作出反应的熟练匠人，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正确的制度，而当前沿转向以科学为基础，它就撞上了报酬递减。把制度当作协调解法的这套逻辑，和银行那里是同一套，只是用到了技能上。人力资本与诱致性创新这套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第13章（增长理论）§13.6，制度层面的框定在第18章（制度经济学）§18.1；德国追赶在教育维度上的记录，高等工业学校、企业实验室、染料工业，在经济史第8章 §8.3。
一条建起来的链条，和一个合乎自身前沿的传统
“技术大学把工程师和应用科学家培养到了没有哪所英国机构比得上的水准。”
— 德国技术教育体系，取其最强形式，转述自第8章的读法
德国这套体系讲到最强，是一项刻意建起来的制度，做的是任何自发传统都做不到的事。高等工业学校、向它们输送生源的国立技术教育，以及企业内部的研究实验室，一起构成了一条连续的链条：从讲堂，那里教的是系统的有机化学，到企业的实验台，在那里它被变成产品。这条链条给了德国在以科学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部门里的结构性领先，合成染料、制药、电气、精密钢材，因为在这些部门里，边际上的进展来自一个受过训练、能预测反应路径的化学家。前沿在哪里变成科学，德国就在哪里造出科学家，这是落到实处的第二项替代性制度。
“英国的技术知识是手工艺式的……这套体系造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却造不出第二次。”
— 把英国传统按最强来读，而不是当作失败
英国的业余发明家传统，在这里最容易被漫画成落后，而这幅漫画是错的。那个传统，学徒制、作坊实践、干中学，积起了一大批实用的工程技能，并且直接造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一个靠摸索抵达的前沿来说，它是正确的制度，而它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适配得较差，是一个先行者的人力资本配置在理性地延续下去。针对英国的教育不足这项指控，说它在技术与科学训练上的投入相对德国不够，是真的：英国在正规技术教育上落后了。但英国的人力资本是对着它既有的比较优势去优化的，而这项“不足”，只有相对于德国正在冲刺的那个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前沿才显出来。
目前的结论
从科学到工业的这条链条，是支持格申克龙的第二条干净证据，它正是在德国超过英国的那些部门里兑现的。现在有两项替代摆在这里：银行替资本，技术学校替技能。但英国的教育“不足”，相对于新前沿是真的，当作一种病症则被夸大了：它是一个先行者应有的滞后，而那个先行者的人力资本制度是为另一种技术建起来的。格申克龙的视角对德国这一半贴合得很好，而对英国这一半，把衰落读成失败，看上去仍然是被贴错标签的理性适应。
两项制度，银行和技术学校，在这两项上德国看起来都像格申克龙的样板。那么，如果德国样样做对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英国做错了什么？增长更慢，差距被追平，一个对手在未来的产业上超过你，这听起来像是失败。英国失败了吗？
英国真的失败了吗？
“英国人……满足于听从一个老去的经济体那些保守的指令。……第三代英国实业家辜负了自己这一方。他们满足于靠前人积累下来的资本过活，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智识的。”
— 戴维·S·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969年
把衰落读作失败，这个命题最锋利的形态，就是那位第三代英国实业家：躺在继承来的成功上，投资不足，抱着过时的技术不放，眼看有活力的对手一个个赶过去。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主导的读法，而这场比较的直觉形状也站在它背后。德国建了新制度，英国吃着老本滑行。但兰德斯只是一场仍然活跃的学术争论里的一个声音，那个打破共识的回应还没有登场。
这里的分析工具是一次检验。一个先行者手里握着一大笔为旧技术优化过的沉没资本存量；要素价格、比较优势和既有的企业群决定了，在私人层面理性的那笔边际投资，究竟是升级到新前沿，还是继续在旧的那套技术配置上经营下去，再加上服务业、贸易和金融。“失败”这项主张说的是英国企业放着钱不赚，说他们做的是私人层面上非理性的选择。“理性适应”这项主张说的是他们做的是私人层面上理性的选择，只不过由于继承下来的结构，这些选择在国家层面表现为增长更慢。这次检验问的不是哪个国家长得更快，而是在给定的约束下，英国的行为在私人层面是次优的还是最优的。趋同与年份资本的逻辑在经济学第13章（增长理论）§13.6。制度锁定与路径依赖在第18章 §18.2；英国先行者的资本存量在经济史第7章 §7.4；带1900年与1913年那次交叉的比较记录在第8章 §8.7。
三种读法，每一种都取其最强形式
“他们发展出来的企业，其管理结构和态度都不足以应付大规模、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所提出的要求。”
— 转述自失败派的两种读法：兰德斯（企业家失败）与Cain和Hopkins（绅士资本主义）
失败派的读法曾经主导，是有理由的。兰德斯的企业家失败论点名了一种文化上和管理上的自满：第三代所有者继承了企业，宁愿过绅士的日子而不去厂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所要求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能力上投资不足。Cain与Hopkins的“绅士资本主义”读法，把同一项指控的金融锋刃磨得更利：金融城和建制把金融和人才从本国工业那里引开，转向帝国、对外借贷和食利者回报，于是制造业的底盘在结构上被自己的精英亏待了。而教育不足这一支直接接了进来：英国在技术教育上建得不够，而德国正在这一项上全速推进。合起来看，这些就是关于英国相对衰落的那套严肃而长期主导的说法，它们确实抓住了一件真实的事：一个国家的精英文化和资本，都从车间那边飘走了。
“英国起步早，以及它由此孕育出来的那些制度，在19世纪晚期变了的条件下，成了僵化与束缚的来源。”
— Bernard Elbaum与William Lazonick，《英国经济的衰落》，1986年
第二种读法是主流保留下来的那一种，它把问题从单个企业家挪到了结构上：制度僵化。Elbaum与Lazonick论证说，英国那些先行者制度，破碎的产业结构、根深蒂固的行业工会工作规则、家族企业治理，还有第2阶段那道银行与工业之间的距离，在形成之时都是理性的，随后却硬化成一层层僵化，挡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奖励的那种重组。没有哪一个行为者是在犯傻。是整个构型自己重组不了，因为重组需要企业、工会、银行和所有者之间协调一致地改变，而谁也没法独自把它逼出来。这是经得起推敲的那个版本的“衰落”，而它的思想来路一直回溯到托尔斯坦·凡勃伦所说的“领先的惩罚”，也就是先行者会被锁定在它自己开创的那一代技术与组织上，这正是制度主义传统的奠基性洞见。（经济思想史第15章 §15.1 追溯了从凡勃伦到阿西莫格鲁的这条学脉。）
“维多利亚晚期的企业家并没有失败。大体上说，他对自己所面对的条件作出了理性而有效的回应。”
— 唐纳德·麦克洛斯基与Lars Sandberg，“从诅咒到救赎”，1971年；麦克洛斯基，《经济成熟与企业家的衰退》，1973年
麦克洛斯基与Sandberg把失败命题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过了一遍，钢铁、煤炭、棉纺，并算了计量史学的那笔账：给定英国的要素价格、第一次工业革命沉没下来的资本存量、英国实际握有的比较优势，以及现实中可得的回报，英国企业是不是在放着钱不赚？他们的结论是，大体上没有。那位不肯把一座还在出活的平炉报废、换上德国最新设计的维多利亚企业家，按他那一代设备和他的投入品价格来看，通常做的是私人层面上最优的判断。而被测出来的那份“衰落”，有很大一部分是趋同的算术。一个领先者的增长慢于一个正在合上差距的追赶者，早期生产率序列里测量上的假象又把它放大。英国当然仍可能有很多地方出了问题。数据没有显示出来的，是普遍的企业家非理性，而那正是强版本失败命题的发动机。
裁断
关于把衰落读作失败：大幅夸大了。McCloskey-Sandberg的理性适应论证，是主流对强版本失败命题的回答：一个先行者比一个追赶中的对手长得慢，这就是趋同，而计量史学的记录并没有显示出普遍的企业家非理性。但确实剩下一块真东西，那就是Elbaum-Lazonick的制度僵化读法。英国的确被锁进了它那套先行者制度。破碎的产业结构、行业工会的工作规则，以及银行与工业之间的距离，都是拖慢重组的真实僵化。所以裁断是分层的：“英国失败了”被夸大了，“英国的先行者制度固化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惩罚的僵化”这一条则站得住。兰德斯、Elbaum-Lazonick和麦克洛斯基，都在同一个制度加要素价格的框架里工作。他们的分歧，是在争这道差距里有多少属于僵化造成的失败、多少属于理性适应，而这里的答案是：大部分是适应，另有一块真实的僵化残余。
关于格申克龙：德国这一半印证了制度替代命题。全能银行和技术教育链条都是真的，也都起了作用。但这个命题过度拟合了德国，作为一条普遍规律并不成立。它那道单调的阶梯，起步越晚、替代性机构越大、极限处是国家，在俄国这个端点上是有争议的，很多人把国家命令式的工业化读成靠强制推动而且功能失调。而美国干脆把它推翻了：美国是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银行的作用轻，国家的作用也轻，却靠一个大陆规模的市场超过了所有人。就连格申克龙自己习惯于把法国当作不能干净地检验这一命题的案例，也是一个迹象，说明这个视角是照着德国校准出来的。这场比较里的两条路都是理性的：英国理性地建起了自己那套先行者配置，然后过度地守着它。德国理性地为一个已经被抵达的前沿建起了替代性制度。格申克龙的视角对德国这一半是贴合的，而对英国这一半，它抓住了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这东西被夸大成了一项失败的裁断。
另有两个邻近的问题留给它们自己的页面：这一篇背后的那场框架之争，斯密的自由贸易对李斯特的国民经济，以及欧洲内部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英国比法国先工业化。
目前的结论
我们从同一条前沿上的两只钟开始：英国那场有机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德国那场晚到的、建出来的、先追赶后反超。把两边都按各自最强的样子来看，那条显而易见的教训，聪明的德国、自满的英国，就变成了更精确的东西。全能银行把资本协调到重工业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上去，而英国那个理性地把更高回报追到海外去的、保持距离的市场没有这么做。高等工业学校和企业实验室制造出了化学家，而英国的业余发明家传统，对它自己建起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对路的，在以科学为基础的前沿上却比不过。两者都是真实的替代性制度，也都正是格申克龙说过的、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会建起来的东西。
裁断分两层。格申克龙的制度替代命题得到了部分印证。它把德国这一半描述得很好，但它过度拟合了德国，作为普遍规律在俄国和美国那里失效。而“英国衰落即失败”这种读法被大幅夸大了：一个先行者比一个追赶中的对手长得慢，这就是趋同，计量史学的记录显示出来的大部分是理性适应，另有一块真实的制度僵化残余，被Elbaum-Lazonick的读法抓住了。下次有人告诉你德国就是更擅长工业化，或者说英国不再努力了，你手里有这场比较，可以越过这两种说法，一直推到银行、学校、沉没的资本存量，以及真正在起作用的那笔追赶的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