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靠奴隶制富起来的吗？
四十年来，教科书给的答案是否定的：奴隶制是道德上的暴行，在GDP里却只占很小一块。最近十五年的研究，让这个答案越来越难维持。
从种植园开始
“要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残酷，你必须从种植园开始。”
— 马修·德斯蒙德，《1619项目》，《纽约时报杂志》，2019年8月14日
《1619项目》第二年春天拿下普利策奖，得奖的是妮科尔·汉娜-琼斯为这组文章写的开篇之作。四年之内，这套说法从一个左翼学术论点进入了好几个州的中小学课程，进入了一部Hulu纪录剧集，对一代读者来说，它成了美国财富从何而来的默认答案。这个论点要说的不止是一本干净账簿上的一处污点。账簿本身，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信用工具和会计惯例，就是在种植园上写成的。
这场讨论把两个问题焊在了一起。历史问题是：大西洋奴隶制的利润和制度基础，对工业化的英国和建国初期的美国是否起支撑作用，这是一个关于产出与增长的反事实。道德与政治问题是：今天该偿还什么。两者相关，而争论双方共同的失误，是拿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去顶替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
回答“这项投入对增长贡献了多少”的分析工具，是增长核算：按资本份额算账，看给定的一堆资本能解释起飞的多大一部分。这套工具在经济学第13章（增长理论）。现象本身的历史记录，包括约1200万人被运过中间航程、种植园体系、1807年和1833年的两次废奴、解放之后的劳动制度，在经济史第9章（大西洋奴隶制及其之后）。
这套说法早已越出史学界的争吵。加勒比赔偿委员会2014年发布了十点计划。HR 40，即那项要求研究赔偿方案的法案，2025年1月在美国国会再次提出。格拉斯哥大学清查了自家捐赠基金里的奴隶制财富，2019年与西印度群岛大学签下一份2000万英镑的恢复性正义协议。剑桥大学2022年发布了《奴役的遗产》报告。大学、议会和国家级委员会都把这个历史问题当作悬而未决的问题来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答案关系到钱。
把德斯蒙德的结构性主张以最强形式重述一遍，它比“奴隶制很坏，另外还有一个经济”要锋利得多。这个主张说，棉花种植园是一处管理创新的场所：把折旧表算到人力资本头上，在鞭子的威胁下把生产率量到采下的每一磅，用经过校准的暴力实施等级化的劳动控制。照这个读法，种植园是二十世纪工业管理工具箱的一个候选源头，是电子表格出现之前的电子表格。反对它的廉价做法，是指出GDP的量级有争议，然后转身走开。支持它的廉价做法，是说道德上的分量摆在那里，所以经济学必须跟上。
目前的结论
流行讨论问的是一个真问题，这个问题五十年前教科书传统还能自信地回答，今天不能了。要紧的是这场争论真实的形状。把它化约成一个得了普利策奖的叙事，和用一句“只占GDP很小一块”把它打发掉，两种做法丢掉的是同一样东西，也就是真正没有定论的那一部分。
这套说法的学脉远早于2019年。它可以一直追到1938年在牛津答辩的一篇博士论文，作者是一位特立尼达历史学家，后来成了自己国家的第一任总理。他叫埃里克·威廉斯，此后四十年，经济学界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回答了他。
威廉斯、恩格尔曼与那场漫长的摆动
“所得的利润，构成了英格兰那笔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流之一，而正是这笔积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
— 埃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44年
威廉斯1938年在牛津通过论文答辩，二战期间把它出版，1962年当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第一任总理。他的论证有两个部分，当代讨论经常把两者揉成一团。第一部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提供了工业革命的资金。第二部分：奴隶制是在不再赚钱的时候被废除的。第二部分在几十年前就基本被文献推翻了。现在重新开打的是第一部分，也就是那个融资主张。
把威廉斯的融资主张翻成增长理论的语言，它就成了一个明确的反事实：1750年到1850年英国的人均产出，在把大西洋奴隶制这一整套投入从中拿掉之后，会是多少。威廉斯指明的是资本这条渠道。奴隶制经济的利润经由伦敦和利物浦的商行回流，在英国资本形成中占的份额大到这个地步：拿掉它们，起飞就没有了。
计量史学这一转向给它算了个数，数不大。斯坦利·恩格尔曼1972年估计，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的利润约占英国国民收入的半个百分点。罗伯特·福格尔与恩格尔曼的《苦难的时代》（1974）发现，美国奴隶制作为一门生意有利可图，也有效率，但对宏观经济不起支撑作用。共识基准最后落在18世纪末英国GDP的4%到5%，是真实的一块，却不是那台发动机。这套计量史学纲领的学脉，也就是福格尔的量化方法与经济学中那场更大范围的反凯恩斯革命同时到来的那一段，在经济思想史第10章（反凯恩斯革命）。
把英国的产出写成$Y = A \cdot F(K, L)$，其中$A$是技术与制度的水平，$K$是资本，$L$是劳动。恩格尔曼这一路问的是：工业化起点上的$K$有多大一部分来自大西洋奴隶制的利润，标准模型又把起飞的多少归给这一部分？
$$\Delta Y / Y \approx \alpha \cdot (\Delta K / K), \qquad \alpha \approx \tfrac{1}{3}$$资本份额$\alpha$取三分之一左右，奴隶制利润取GDP的4%到5%，模型归给奴隶资本这条渠道的贡献，算出来只有百分之几。第3阶段重新打开的结构性问题是：模型量的到底是不是那条对的渠道，$A$本身，也就是法律与金融的底层，是不是以$F(K, L)$看不见的方式建在奴隶制之上。
工业化是一把在1780年代烧起来的火。威廉斯说，燃料是大西洋奴隶制的利润。恩格尔曼把这堆燃料量了一下，发现它只占系统里能量的4%到5%，没有它，火照样烧。新威廉斯派的复兴承认恩格尔曼对那一堆的测量，但认为他量的不是该量的那一堆。
把恩格尔曼的立场以最强形式摆出来：奴隶制导致工业化所要经过的那条具体的宏观渠道，也就是利润积累起来再作为资本投回去，是可以计量的，而计量的结果不支持威廉斯的强主张。起飞同时有好几项投入：煤炭的地理分布、英国产权的稳定、一种讲科学又爱动手摆弄的文化、市场的深度整合。奴隶制是其中一项，按资本流量这本账算，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项。
这个立场守住了阵地四十年，而威廉斯命题的第二部分下场更惨。西摩·德雷舍的《经济自杀》（1977）拆掉了“不赚钱才废奴”的说法：英国选择摧毁奴隶制的那一刻，它的奴隶制经济正兴旺，正赚钱。到2000年代初，教科书的处理已经定了型：奴隶制是一门赚钱的、有效率的、道德上骇人的生意，它与工业革命并行。
目前的结论
威廉斯的强主张，即在资本流量的意义上奴隶制为工业起飞提供了资金，在计量史学的工作面前没有站住。但恩格尔曼这一路从“奴隶制在GDP中份额很小”自信地跨到“奴隶制对工业化不起支撑作用”，这一步靠的是一个假设：GDP份额正是应该拿来衡量的那个东西。
2014年，两本书在同一季出版，一本出自哈佛的历史学家之手，一本写进了范围更大的“资本主义新史”，它们都主张：恩格尔曼这一路量错了东西，而且量了四十年。
战争资本主义与11%这个数
“我们习惯把工业资本主义同契约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可早期资本主义往往同样建立在暴力和人身强制之上。”
—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2014年（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入围）
贝克特把棉花重新看成一个跨大西洋的整体体系：非洲以掳人为业的王国、加勒比和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利物浦的信贷商行、曼彻斯特的纺织厂，资本、暴力和强制劳动在其中走的是同一个循环。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只是这条回路上的一个节点。贝克特把整套体系叫作战争资本主义，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论点：工业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一段，是武力强占。
这场复兴走的是两条线。第一条是结构与制度的。贝克特在《棉花帝国》里，沃尔特·约翰逊在《黑暗梦想之河》里，加上范围更大的“资本主义新史”，都主张工业起飞的金融与制度管道，包括汇票体系、兰开夏纺织厂的融资、纽约商行的信用链条、美国早期的银行体系，是接在大西洋奴隶制经济上的，而标准的增长核算在结构上看不见这种接法。如果奴隶制的贡献走的是制度这条渠道，那么GDP份额量的就是错的结果变量。对这条渠道视而不见的那套分析工具，就在经济学第13章（增长理论）。
制度这一路的第二道门，是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与詹姆斯·罗宾逊用殖民者死亡率那项研究打开的，那也是他们2024年拿诺贝尔奖的依据。他们的论证是：一块前殖民地有没有实现工业化，取决于殖民者装进去的是哪套制度，而这又取决于他们强加的劳动制度。那项研究把制度上的差异归给殖民地的劳动制度，而这部分差异里有相当一大块，正是经过奴隶制这一劳动制度发生的。形式化的分析工具，包括工具变量识别、攫取性与包容性这组框架，在经济学第18章（制度经济学）。
第二条线是量化的。马克辛·贝格与帕特·哈德森在《奴隶制、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2023）中主张，奴隶种植园体系深嵌在纺织、冶铁、铜业、航运、银行、保险和消费文化之中，任何把奴隶制当作边角的叙述，在经验上都站不住。哈德森本人是1992年那本标准的英国工业革命教科书的作者。他们对18世纪末奴隶制经济占英国GDP份额的估计，接近11%，而不是4%或5%。11%对5%，等于把四十年共识所依据的那个数翻了一倍。
要把新威廉斯派的主张以最强形式立起来，先得把流行的强版本和站得住的强版本分开。流行的说法伸手就去抓“棉花占了美国GDP的一半”。强版本不需要这个数，去掉它反而更好。它需要的是把制度这条渠道落到实处：把人当货物来定价的海上保险市场、以被奴役者作抵押品的抵押贷款、在伦敦与金斯敦、查尔斯顿之间清算的汇票网络、种植园的复式簿记连同它为一个人计提折旧的那套惯例。它要说的是，资本借以配置的那些制度是被种植园经济塑造出来的，而索洛式的分解只数了资本，把这套架构留在账外。
贝克特的“战争资本主义”把这个次序讲实了。资本主义是分两步到来的。先是私人行动者在国家海军撑腰下的暴力强占，包括掳走的非洲人、原住民的土地、种植园的攫取。然后才是工业资本主义。第一步是第二步从中长出来的制度底层。经济史第9章（大西洋奴隶制及其之后）把这套体系当作大西洋造出来的生产率机器来叙述。而这条学脉，也就是“资本主义新史”作为对计量史学纲领的一次有意背离，用的是这门学科2008年之后转向经验研究时的那种口吻，在经济思想史第17章（现代多元主义）。
目前的结论
把制度论证和量化论证放在一起，这个领域所处的位置已经和1974年不同。恩格尔曼那个基准不再是文献中最常见的估计，贝格与哈德森的11%是来自学科内部的一个有分量的挑战者。贝克特的结构性论证指出了一处真实的测量缺口，而这个缺口偏向低估奴隶制的作用。
这是学科内部传来的消息，它对复兴一方有利。外部传来的消息，对刚刚以最强形式论证过的这一方就没那么好看了：流传最广的一些流行说法经不起算术上的推敲，而指出这一点的人，直到不久前，都不是复兴一方愿意把话筒递过去的人。
不断复利的道德债务
“只要我们不去清算自己那些不断复利的道德债务，美国就永远不会完整。”
— 塔那西斯·科茨，“赔偿的理由”，《大西洋月刊》，2014年6月
科茨这篇文章是从史学通向政治的桥。它的经验重心不在1748年，而在1948年：黑人退伍军人在实际操作中被排除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之外、把抵押贷款封死的红线地图、战后芝加哥那套把黑人家庭的房屋净值剥走的“合同售房”。这一点关系到量级之争能决定什么、不能决定什么。
再把两个问题分开一次，因为在这里，把它们混起来造成的损害最大。量级问题：“棉花占了美国GDP的一半”在算术上错到什么程度？政策问题：无论量级最后是多少，由此能推出今天负有什么义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同，依据也不同。
在量级上，批评者是对的。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的《一半从未被讲述》之所以算出那个巨大的数字，是把被奴役者的价值也算进了棉花部门的产出，可被奴役者本身就是从事生产的资本。把他们和土地、中间投入、最终收成并列相加，等于把同一笔价值重复计算，数字因此被抬高了好几倍。内战前美国GDP中真正可归于棉花的份额约为5%，而不是宣称的50%。菲利普·马格尼斯把这一点说得很尖锐，他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算术上却是对的。艾伦·奥姆斯特德与保罗·罗德在2018年发表于《经济史探索》的一篇批评中，独立得出了同一个修正后的数。新威廉斯派以最强形式提出的主张，也就是贝克特的制度论证和贝格与哈德森的11%，并不依赖巴普蒂斯特那个数字。
按赔偿主张自己的说法，以最强形式为它辩护。科茨作的是一个历史政治论证：一套连续的攫取性体系，从1619年一路延续到吉姆·克劳体制、红线划界，直到今天的种族财富差距。最强的版本承认第2阶段确立的那一点，即1800年英美奴隶制在GDP中的份额是真实的，但有限，然后把论证的重量压在二十世纪一批更大的证据上：新政时期带歧视的联邦住房政策、黑人退伍军人在实际操作中被排除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之外、战后芝加哥的“合同售房”勾当。与当下的经验联系是有年份、可追溯的：2024年的种族财富差距有可以指认的来源，其中许多就在最近一百年之内，并且可以归到具体的、叫得出名字的政策上。
1833年，英国议会表决拨出2000万英镑，约合英国GDP的5%、当年预算的四成，用来补偿奴隶主失去的财产，而给曾经是那份财产的人一分没有。英国财政部到2015年才把这笔债还完。伦敦大学学院的“英国奴隶制遗产”数据库，如今把每一位受偿人按姓名一一列出。无论1800年的GDP量级是多少，这笔账目结清的时间就在当代人的记忆之内，而对后代从未有过可比的转移支付，它与计量史学的争论不属于同一种话语，而科茨写的正是这一种。
政策问题里也包含以最强形式提出的三条怀疑者反驳，彼此并不相同。托马斯·索维尔紧咬政治机制这一条：赔偿性的转移支付，是把资源从今天并非当年加害者的人群，转给今天并非当年受害者的人群，这一下就正面撞上诉讼资格、责任的继承、诉讼时效这些难题，而民法当初设下这几道门槛，正是为了避开这类争讼。马格尼斯从政策一侧提出量级问题。如果赔偿在公共舆论中的理由建在被夸大的棉花数字上，那么这座政策的大厦就盖在了算术撑不住的地基上，而把道德论证拴在一个可证伪的数字上，等于邀请别人在这个数字倒下时，把整件事一并否掉。格伦·劳里指向的是别的渠道。把非裔美国人的经济处境主要说成奴隶制的下游后果，低估了家庭结构、文化资本，也低估了对照组的证据，即黑人移民群体的轨迹与奴隶制后代人群并不相同。这三条没有一条能了结科茨的主张，而三条都属于政策问题内部那场诚实的争论。
赔偿主张的成败，不系于棉花占GDP的份额
把量级问题和赔偿问题当成同一个论证，是这场讨论里比较糟糕的做法之一。两者是可以分开的。科茨的论证主要建在二十世纪的政策上，所以“棉花占五成”这个说法是错的，而且赔偿论证在这次更正之后依然成立。
三条轴线上的裁断
史学。从1972年一直守到2000年代初的计量史学共识，即奴隶制在GDP中份额很小、因而对工业化不起支撑作用，没有完整地挺过最近这十五年。制度这条渠道是真实存在的，而标准的增长核算这套分析工具量不准它，因为对一个走制度渠道的主张来说，GDP份额是错的结果变量。贝格与哈德森的11%是对那个基准的一次认真的重新校准，还谈不上新的定论。威廉斯的强命题，即奴隶制是英国工业化那台发动机，仍然言过其实。但那个软性的共识，即奴隶制是一桩道德暴行、基本上可以与宏观经济的故事分开，已经站不住了。教科书的处理该改了，改的方向正是新威廉斯派复兴一直在推的那个方向。
量级。那些广为流传的流行说法，即棉花占美国GDP的一半、奴隶制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算术意义上的构成性发动机，数字算不通，而认下这一点，正是认真对待更大那个论证的一部分。巴普蒂斯特的重复计算把数字抬高了好几倍，奥姆斯特德与罗德、马格尼斯各自独立地得出了修正后约5%的数。更大那个主张的可信度，取决于不去替这些较小的错误辩护。
赔偿。历史这一半的主张比标准教科书所承认的更有力，它靠的是二十世纪的政策记录和1833年那份账目。但从“奴隶制及其后继制度在标准工具低估的量级上具有实质的攫取性”走到“赔偿是恰当的救济方式”，这一步还取决于另外一些道德前提，而这些前提史学并不解决。
这场争论里的格局，即一套偶然的、处在边缘的体系，在核心结果中起到的作用比标准分析工具能干净量出来的更大，在隔壁那个问题上又出现了一次，那就是大分流。彭慕兰、罗伯特·艾伦与乔尔·莫基尔争的是：能够偶然地取用一个强制劳动的边缘地带和新大陆的资源，是不是英国与长江三角洲之间的那点差别。这片地形在经济史第6章（大分流）。它和这里这场争论是同一场，只是从另一头问起：“完全没有边缘地带，西方还能富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