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家庭经济
家庭如何从生产单位变成经济学拒绝计入的黑箱，又如何缓慢地、部分地走了回来。
家庭就是经济
“勤勉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家庭层面的行为变化……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就已经增加了向市场供给的劳动，也增加了对市场所供商品的需求。”
— 据扬·德弗里斯，《勤勉革命》，2008年
在经济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存在一个与家分立的“经济”。家庭就是生产单位，女性在其中是完全的参与者。沿着几个世纪追踪性别与家庭，就是看着这一个结构被划出这门学科，又在很久以后被部分地划了回来。
在历史学家所说的有机经济里，能量来自土地、肌肉、风和水，产出的约束上限是耕地面积以及人畜的力气。在那道天花板之下，家庭是生产的单位。它把成员的劳动在田地、作坊和灶台之间统一分配，当作一个决定来做：谁纺纱，谁照看奶牛，谁带孩子，谁把布匹送到集市。生产与再生产是同一桩事业。
女性在这桩事业里处在中心位置。酿酒、制作乳品、纺织、种菜供市，以及家庭与市场之间的日常往来，既是男人的地盘，也同样是女人的地盘。不存在一个与经济生活隔开的“家庭领域”，因为经济生活本来就穿过家庭。按扬·德弗里斯的说法，在蒸汽机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西北欧的家庭选择了更卖力地干活、更多地从市场上买东西，这场勤勉革命把家庭当作一个主动的经济决策者，早在任何工厂开口要人之前，它就已经把自己的时间重新配置到了市场劳动上。
这里的分析工具，是把家庭看成最优化单位的一种眼光：给定一份人手和工时的存量，如何随着季节去调配它们。这门学科丢掉了这幅图景，随后花了一个世纪重建工具，才把它找回来。
按家庭经济自身的道理来看它
容易犯的错误，是把家庭经济当成一种等着被现代化淘汰掉的原始安排。它是一个融贯的、近乎普遍的经济结构，有自己的最优化逻辑。德弗里斯笔下那个勤勉的家庭是一个生产者：它看价格行事，加大自己的劳动强度，划算的时候就多从市场上买。女性掌管着几条核心的生产线，也掌管着家庭对外的市场往来。
这些都不能把它说成一个失落的乌托邦。家庭经济同时也是父权的，在法律上把人置于从属地位，对劳动的索取近乎残酷。女性在经济上的中心角色，并不附带对财产或人身的支配权。但它是融贯的，它内部没有“工作”与“家”的分隔，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条线可画。它没有一个词来指称与家庭分立的“经济”，而这个缺失的概念即将被造出来，造出来的方式，会把家庭一半的劳动写到它外面去。
目前的结论
在经济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家庭是生产单位，女性在其中的经济角色处在中心。家庭经济按自身的道理是融贯的，是一个行得通的结构。它缺的是工作与家之间的任何一条界线，因为生产与再生产共用一个屋顶。工业化即将画出这条线。生产一旦搬进工厂，这门新学科要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线的哪一边还算“经济”。
家庭经济没有一个词来指“经济”，因为经济就是家庭。后来工厂把生产从家里搬走了，总得有人来决定，留在家里的那些活还算不算数。答案来的时候，是不算。
不再算数的劳动
“一个男人娶了他的管家或厨娘，国民收入就减少了。”
— A. C. 庇古，《福利经济学》，1920年
庇古不是在开玩笑。他指出的是一个他自己刚刚参与制造的问题。同样的活，做饭、打扫、照料，有报酬时算数，没有报酬时就消失了。家庭曾经是生产单位，此时即将变成一个黑箱，这门学科半个世纪都不会去打开它。
有两件事同时发生，并且互相加强。第一件是历史性的。工业化把生产从家庭里拉了出来，拉进工厂。包买制下在自家屋里自定工时的织工，变成了听着工厂钟声进厂的纺织工人。随着生产离开家，一种新的规范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固化下来：男性养家模式，挣工资的丈夫配上不拿报酬、操持家务的妻子。劳动分裂成带性别标记的两类，“生产性”劳动指的是（男性的）工资，“再生产性”劳动指的是（女性的）无酬家务。
第二件是概念性的。国民收入被形式化为GDP的时候，也就是1930年代的库兹涅茨和战后的国民账户体系，总得有人决定生产边界画在哪里：哪些活动算作经济产出。这条边界画在了市场交易上。国民账户测量的是经过市场的东西，因为市场价格是可观察的。就其构造而言，这条边界把无酬的家务与照料劳动排除在外。
国民账户体系（SNA）的生产边界，把活动分成计入的和不计入的两类：
边界之内：市场交易，再加上账户无论如何都会做的少数几项虚拟估算，比如自有住房按出租来估值，自给性农业产出按推算计入。边界之外：无酬的家庭生产与照料，即为自己家做饭、打扫、带孩子和照料老人。
庇古的悖论就是这条边界的归谬。设 $w$ 为管家的工资。有报酬时，这份工作给测得的产出加上 $w$。雇主一娶了这名雇员，同样的工时继续做而不再有报酬，测得的产出就下降 $w$，尽管一顿饭也没有少做。
GDP计的是交易，不是活计。受雇管家的工资会记上一笔，同样的活由家里人无偿去做，记下来就是零。这条线画在了有价格的地方。可是再生产经济几乎整个在账外运行，把线画在市场上，就使全部人类劳动中占比更大的那一部分从这门学科的头号数字里消失了。
于是家庭先是离开了车间，接着又离开了分析工具。在这门学科的头号指标里，也在它的大部分理论里，这个曾经的生产单位变成了劳动市场供给一侧的一个黑箱，一个工人的来处。
把家务劳动排除在外，是GDP作为福利指标具有误导性的几个原因之一。这条脉络只把它当作家庭这段故事里的一环。更完整的论证，即GDP漏掉了什么、又该拿它怎么办，见GDP是不是一个有误导性的进步指标？
一套真实的测量逻辑，以及它真实的代价
家与工作的分离，以及那条生产边界，都是真实发生的演变，也都有真实的道理。男性养家模式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人们实际过的日子。而GDP的那条边界，是对可观察之物加以测量的后果：市场价格是存在的，哄孩子那一小时的影子价值并不存在。国民账户的编制者把线画在了他们能写出一个数字的地方。
站得住的逻辑，仍然带来了站不住的后果。整整一个由无酬家务与照料劳动构成的经济，在历史上占全部经济活动中更大的一份，对这门学科的头号指标和它的大部分分析工具却变得看不见了。一门学科不测量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去理论化。不去理论化的东西，往往就被假设掉了。家庭经济曾经把家庭放在中心，而生产一旦搬走，它就成了这门学科不去打开的一个黑箱。
目前的结论
家与工作的分离是真实的，把家务劳动排除在外的那条生产边界也有站得住的道理。你只能测量看得见的价格。但后果是，再生产经济从这门学科的头号数字里、也从它的分析工具里消失了。家庭变成劳动市场供给一侧的一个黑箱，只作为工人的来源被计入。下一步是显而易见、却没有人迈出去的一步：能不能把标准的经济学工具对准这个黑箱本身？
工厂把生产搬出家门之后的五十年里，经济学对家庭内部发生的事几乎无话可说。后来一位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决定打开这个黑箱，把家庭当作又一家做最优化的企业来处理。
把家庭当作一座小工厂
“家庭确实是一座‘小工厂’：它把资本品、原材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用于清洁、喂养、生育，以及生产其他有用的商品。”
— 加里·贝克尔，《时间分配理论》，1965年
贝克尔的做法既简单又激进。如果家庭是生产者，那就把生产者理论的工具对准它。黑箱打开了，里面是一家企业：选择投入品，分配时间，对价格作出反应。这门学科第一次对家里发生的事有话可说。
新家庭经济学始于换一个问法。家庭并不直接消费市场商品。它们用市场商品加上自己的时间，去生产真正想要的东西：饭菜、干净的家、健康而受过教育的孩子。接下来，标准的分析工具就顺理成章了。
在《时间分配理论》（1965）中，家庭生产出商品 $Z_i$，投入是市场商品 $x_i$ 和时间 $t_i$：
$$Z_i = f_i(x_i, t_i)$$并在完全收入约束下对这些 $Z_i$ 最大化效用。时间的价格，就是它本可以挣到的工资 $w$。花一小时做饭的机会成本，是这一小时放弃掉的工资。专业化随之从比较优势中推出来。市场工资较高的一方专攻市场劳动，另一方专攻家庭生产，正如两个国家在贸易中各有专攻。
把家看成一个作坊。它从市场上取来原材料，比如食材和一口炉子，再加上劳动，也就是时间，把它们变成一家人赖以生活的东西，比如晚饭和照看孩子。花在这一件事上的时间，就不能用来挣工资，也不能用来做另一件事，于是家庭要精打细算：留在家里损失最大的那个人去上班。家庭就这样分了工，用的正是那条逻辑：一个国家出口它相对最擅长的东西。
在《家庭论》（1981）中，贝克尔让同一套机器跑遍了家庭生活的全部。婚姻是一个市场，双方从交易中得利。生育是数量与质量之间的选择，“子女质量”的价格一旦上升，家庭就少生孩子、对每个孩子投入更多。家务劳动的分工则是比较优势下的专业化。一个框架，用在人们所做的最私密的决定上，在原本一片空白的地方生出了可检验的预测。
在经济思想史上，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一项外销品。“经济学方法”越过市场，一直推进到婚姻、生育和家庭内部。它为贝克尔赢得了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挣到了自己的名字，即新家庭经济学，但在标准的学脉里它没有一个安顿下来的章节，学脉至今主要把贝克尔归在人力资本名下。这里直接引用原始文献：贝克尔1965年、1981年。
贝克尔还有第二个劳动研究纲领。他的人力资本研究，即把上学看作投资、明瑟工资方程，是他劳动经济学的另一半，属于另一条脉络（劳动：从克拉克到可信性革命）。这条脉络只追踪他的家庭经济学。两者是恰好共用一位作者的两个不同纲领。
一项真实的成就，以及它看不见的东西
常见的误读把贝克尔立成一个父权的靶子。他其实是把家庭重新带回这门学科内部的那位经济学家。在他之前，经济学对生育、婚姻、离婚、谁做家务无话可说。在他之后，这些全都可以分析了。而且模型预测出了真实的格局：女性时间的机会成本随工资上升，生育率随之下降，离婚率上升，家庭内部的专业化随相对报酬而改变。这是开创一个领域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家庭生产框架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主力工具。后来的一切都建在贝克尔之上。
贝克尔的家庭只有一个效用函数：家庭是一个做最优化的行动者，是一颗决定如何分配自己时间的单一头脑。这个假设抹掉了他刚打开的那个黑箱的内部，也就是家庭内部的冲突、议价，以及家庭所得的不平等分配。谁来决定？家庭这场“交易”的剩余归谁？只有一个效用函数，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而用比较优势为性别分工辩护，说她留在家里是因为她的市场工资更低，在批评者读来，是把一种结构性的、有争议的安排自然化了。贝克尔打开了黑箱，只是把里面的政治假设掉了。
目前的结论
贝克尔把家庭重新带回了分析工具之内，这是一项开创领域的成就，让婚姻、生育和分工第一次可以分析。但一元家庭的假设，使家庭内部的政治看不见了。一个效用函数无法表示两个利益冲突的人，就谁洗碗、谁去拼事业进行协商。要看清贝克尔打开的那个黑箱里面，下一代人必须承认他假设掉的东西：家庭里不止一个行动者，而它一半的劳动至今仍未被计入。
贝克尔的家庭只有一个效用函数，仿佛一对夫妻是一颗头脑。但凡在家庭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家里至少有两个人，而他们并不总想要同一件事。如果让他们意见相左，又终于开始去计那些被账户漏掉的劳动，模型会变成什么样？
把不曾计入的算进来
“如果女性算数，如果她们的无酬劳动被赋予价值，如果它出现在支配政策的那些数字里，整幅经济图景都会改变。”
— 据玛丽莲·沃林，《如果女性算数》，1988年
沃林回到第2阶段没有合上的那一环，也就是把女性劳动划出账户之外的那条生产边界，拒绝接受它。福布尔攻打的是第3阶段没有合上的那一环，即掩盖了内部冲突的一元家庭。
批评把门打开。南希·福布尔（《谁为孩子买单？》1994年，《看不见的心》2001年）主张，照料经济，即养育孩子、照看老人和病人，是真实的经济活动，而这门学科系统性地没有把它计进来。她还主张，贝克尔的一元家庭是一个虚构，掩盖了究竟是谁在承担这些成本。玛丽莲·沃林（《如果女性算数》1988年）从测量这一面入手。她所追溯的国民账户，按设计就把女性的无酬劳动排除在外。
议价模型走了进去。如果家里有两个人，就按两个人来建模。曼瑟与布朗（1980）、麦克尔罗伊与霍尼（1981）把贝克尔那一个效用函数换成了纳什议价：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偏好，也都有一个威胁点，即合作破裂时他们能保住的福利，也就是外部选择。伦德伯格与波拉克（1993）把威胁点细化为婚姻之内的不合作，即“分立领域”这一默认状态，而不只是离婚。家庭的分配现在取决于谁的外部选择更好，因此付给母亲的一笔补贴和付给父亲的一笔补贴不必有相同的效果，而这是一元模型永远解释不了的。
合作型的家庭分配，最大化的是双方各自超出威胁点那部分收益的纳什积：
$$\max_{\;} \; (u_A - d_A)\,(u_B - d_B)$$其中 $u_A, u_B$ 是双方从家庭分配中得到的效用，$d_A, d_B$ 是他们各自的威胁点。抬高一方的外部选择 $d$，议价后的分配就向这一方偏移。家庭是一场协商，而协商的条件现在成了模型的一部分。
两个人共同过日子，每个人都可以走开去投奔别的什么：一份工作，一种各过各的生活，一种更差但还活得下去的安排。退路越好，在家务、钱和事业的分配上就越能撑住不让步。这就是为什么“谁挣工资”和“谁走得掉”会塑造家里的生活，也是为什么一个家庭效用函数永远抓不住家里的这场协商。
戈尔丁让这个结构显形。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事业还是家庭》（2021）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定，它表明现代的性别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时间上的、家庭层面的结构。惩罚落在做父母这件事上，即所谓“母职惩罚”，并被贪婪的工作放大，也就是那些对长时间、不灵活、随叫随到的工时给出不成比例报酬的岗位，于是承担灵活角色、料理家务的那一方要损失大量报酬。戈尔丁还追溯了女性参与率的U形历史：在农业家庭经济中很高，随工业化把家与工作分开而崩塌，又在整个二十世纪回升。
在学脉里，这几位处在这门学科吸收外部批评者的那个位置上。照料经济与女性主义经济学这两支，与森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可行能力研究相邻，也与2008年之后的多元主义转向相邻，但两支都没有给福布尔、沃林、议价理论家或戈尔丁一个安顿下来的位置。这里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福布尔1994年、2001年，沃林1988年，曼瑟与布朗、麦克尔罗伊与霍尼1980—81年，伦德伯格与波拉克1993年，戈尔丁2021年。
这场批评被吸收了多少
偷懒的读法，把女性主义的批评当成对严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抱怨。福布尔与沃林指认出来的，是一次真实的测量与理论失败。照料经济是这门学科没有计入的真实经济活动，而一元家庭是一个虚假的简化，掩盖了究竟是谁在为家庭的生产付出。而且这批评的内核已经被大幅吸收。议价模型如今是研究生家庭经济学的标准内容，一元家庭不再是研究的默认设定。时间利用卫星账户，以及联合国和经合组织的时间利用项目，如今都在测量无酬劳动，所以照料经济正被越来越多地计入，哪怕不进头号数字。戈尔丁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理解”，则是一个建制上的确认：性别与家庭如今属于主流劳动经济学。那个被工业化划出去、又被贝克尔当作一元黑箱重新打开的家庭，如今已经被打开、被计入，也有了结构性的理论。
这种整合完整到什么程度？强整合的读法说，这场批评基本上已经得到回答：议价模型、卫星账户和戈尔丁的诺贝尔奖合起来，已经把该回答的都回答了。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则把“仍不完整”的读法推到最强：照料劳动仍被排除在头号的GDP之外，卫星账户只是那个支配政策的数字的补充。尽管有议价文献，一元家庭在大量应用研究中依然沿用。而议价模型本身仍然假设自利的、握有外部选择的行动者，照料伦理的批评者（英格兰、纳尔逊）认为，这恰恰误述了照料所依托的那种关系。这是一场共享框架内部关于吸收程度的争论。双方现在都同意，性别与家庭属于经济学的领地。关于更宽的超越GDP之争，见GDP是不是一个有误导性的进步指标？女性主义经济学与其余的异端左翼放在一起，能不能构成一个融贯的研究纲领，是另一个问题，由存在一种融贯的左翼经济学吗？接手。
这条脉络的裁断
这个家庭，家庭经济曾把它放在中心，工业化把它划出了分析工具，贝克尔又把它当作一元黑箱带了回来。它如今已被大幅但不完全地整合进来：议价模型把它打开，时间利用卫星账户把它计入，戈尔丁那项获诺贝尔奖肯定的工作则从结构上把它理论化。
这条整合的叙事，从家庭经济到GDP的排除，再到新家庭经济学，再到议价模型、卫星账户和戈尔丁，是这门学科对自己轨迹的自述。整合究竟完整到什么程度，仍是一道活着的、关于吸收程度的分歧，而主流诚实的回答是：部分但真实。贝克尔的框架开创了领域，却不完整。女性主义批评的真正内核，即照料劳动的不可见和一元家庭的局限，已经被大幅吸收。整合是真实的，并且还在进行。经济学如今能看进家庭内部，而它此前大半段历史都拒绝这样看。
性别不平等，只是一个更大问题内部的一个结构，那个更大的问题是不平等本身，以及经济学能拿它怎么办。关于一般性的政策问题，以及性别不平等在其中的位置，见不平等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吗？
要看作为可信性革命成果的性别工资差距，即自然实验的证据而非戈尔丁的结构性叙述，见劳动：从克拉克到可信性革命。
家庭也是关系资本与照料资本的所在，这与把信任当作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那条脉络相连（信任是一种资本吗？）。
这条脉络，从头到尾
沿着几个世纪追踪家庭，你看到的是同一个结构在这门学科的视野里进进出出，而每一次换问法，都照亮了上一次所遮蔽的东西：
- 生产单位。在经济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家庭就是经济，生产与再生产在同一个地方，女性处在中心，工作与家之间没有界线。
- 黑箱。工业化把家与工作分开，而GDP的形式化把生产边界画在了市场上，使无酬的家务与照料劳动对这门学科的头号指标变得不可见。
- 新家庭经济学。贝克尔把生产者理论对准家庭，把它重新带回分析工具之内，开创了一个领域，但用的是一个一元的效用函数，掩盖了内部的冲突与议价。
- 纠正。福布尔与沃林把那道排除和一元家庭重新翻了出来。议价模型把一个效用函数换成了一场协商。戈尔丁让性别差距在时间上、在家庭层面的结构显形，并因此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留下来的是：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分析工具，如今是议价模型加以拓展而不是丢弃的主力工具。改变了的是：家庭不再是黑箱，无酬劳动与照料劳动越来越多地被卫星账户和时间利用调查测量，也越来越多地被议价模型理论化。
从这里继续：不平等是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吗？ GDP是不是一个有误导性的进步指标？讲从无酬劳动出发对头号数字的批评。劳动：从克拉克到可信性革命讲劳动市场分析工具的学脉。存在一种融贯的左翼经济学吗？讲异端左翼内部的女性主义经济学。信任是一种资本吗？讲作为关系资本的家庭。